注：潜行者是我多年老友，北大历史系青年教师。这篇文章是他的名著，写于2003年，回忆的是我们那个年代（90年代中后期）的北大-关于她的一切细节：这一切在99年的大拆迁中被毁灭。甚至他写此文时的北大也已和今天的北大间隔几世几劫。但每次重读这篇《叹息》，总能捕捉到一丝当年的影子。
不过上一次读此文也是几年前了。今天担心：这篇文字本身不会也已在互联网上消失了吧？搜了一下，还在。为防万一，在我的新浪博客和墙外博客同时转发，做保存之用。也为了让当年的北大在爱过她的人们心中不死。
潜行者：未名湖，我的最后叹息 （2003）
自从听到未名湖要对外开放的消息以后，我就想写一篇文章，以纪念这些年中曾经影响过我的生命，又从我的生命中流走的那些珍贵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它们已经所剩无几了。但因为懒而且忙，始终没有提笔，总想把它留到那最后的时刻再写吧。昨夜在45楼东侧被一辆小轿车撞伤之后，我突然感觉到人世的无常，不能由自己把握的事情实在太多。深夜躺在床上，被撞伤的左腿还在隐隐作痛，我久久不能入睡，这些年来发生过的事情一幕幕的重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记得六年之前的那个初秋，一辆大客车载着我驶入北大，是从西侧门进来的。我看到了勺海的荷叶、静园草坪读书的人们和那些古老的承载着历史的建筑，车在一教前面拐了弯，新图书馆在打地基，再往前面是刚刚封顶的光华楼。车在电教前面停下了，我看到了老学三食堂和老讲堂，我穿过南门内的林荫道，打量着两旁那些青砖青瓦的三层楼房。北大给我的印象是沉静的，朴实的，深邃的，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从容，却又仿佛蕴藏着你所无法看透的东西；每一座房子，每一棵树，仿佛都在对你讲述它们曾经目睹的故事。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就会和这座校园紧密联系在一起，也许永远也无法分开。
我还记得那座老讲堂，它的外表实在不起眼，一色青灰，破旧的大门，东墙上漆着大字的校训。我们这一届的开学典礼就是在这座讲堂里举行的（当时没有想到我们是在这里举行开学典礼的最后一届），讲堂里黑洞洞的，椅子也很破旧了，主持典礼的是前校长陈佳洱，那时他上任不到一年；我还记得主席台上坐的有陈章良，当校长介绍到他的时候，台下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校长也感到意外，只好尴尬的笑了笑。的确，那时正是陈章良风头最盛的时候，在我们这些初入北大的学生眼中，他几乎就是北大的代名词。除了少数人以外，我们这一届的文科学生大概没有人再踏入这座讲堂，因为我们都被“发配”到了昌平，我们甚至没有机会在里面看一场电影（我还记得那门口的电影海报，破破烂烂的贴在大木板上，内容好像跟现在也差不多）。但我有幸成为这少数人之一，因为我参加了那年的新生文艺会演，还有幸登上了舞台，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四重唱，我只记得当时很紧张，后台很窄很乱。那天晚上的两个女主持很傻，说话不得体，上台不久就赢来了一片嘘声——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北大的嘘声，很壮观，以后我也跟老生学会了，用舌尖抵住上颚，把气流挤出来，发出“嘘”的一长声，确实很解气。轮到我们上台了，也许我们那天的服装确实很土，一上台就引发哄堂大笑，还有人嘘，我的脑子一下子发蒙了，只看到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那首歌唱完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到后台——其实我们唱得不错，因为我听到前排的观众鼓掌了，对于真才实学，北大人是向来不吝给予掌声的，在这个地方，没有真本事，你就别想上台亮相——那天我们还不是最惨的，因为那两个女主持整整被嘘了一个晚上。
老讲堂和老学三围起了一块空地，栽满了茶杯口粗的柿子树，学生都叫它“柿子林”，周末这里是学生的跳蚤市场，也有一些旧书摊。等到每年夏初毕业生快离校的时候，会在这里摆摊卖些旧书旧货，跟现在差不多，不过场面比现在大，整个柿子林和三角地都是。大一下学期的那个初夏，我从昌平过来，正赶上毕业生摆摊，我和一个同学去看看，买了几本旧英语教材。我印象最深的是从一个法律系女生手里买了一本《罗马法》，我还记得她当时赤着脚，盘腿坐在地上，那样子真可爱，她对我说：“这是我大三时候的选修课，只要两块钱。”我毫不犹豫的掏出两块钱，买下了那本书，它现在应该还躺在我书箱的某个角落里——不知道那位师姐现在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从心底里祝福她。当时我对同学说，再过三年，我们也该在这儿摆摊了，那时并没在意，没想到一晃六年就过去了，到今年夏天我就该摆第二次摊了。人生如白驹过隙，可悲，可叹！
我还有幸看到了老讲堂和老学三拆毁时的场景，那是96年的冬天，在瑟瑟寒风中我面对着一片废墟，觉得有些凄凉，但并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被拆的是老二教，大概在今天理科楼群的位置。我没有亲眼见过这座建筑，不过听一位老师说它是当时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能容纳二、三百人，在八十年代初文史哲最热的时候，文科的必修课好多都得在这儿上——那时文、史、哲三个系，每届都有一百到两百本科生，是文科最大的系，今非昔比了。他还跟我讲起他们第一次上中国通史，就是在这个教室，中文、历史两个系的学生，把教室挤的满满的，历史系那位身材瘦小却神采奕奕的老先生（当时他只有五十多岁，如今已年过古稀），大步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巨大的、苍劲有力的“史”字，当时所有的人都震撼了，也许就是那一天他决定将来要研究历史。
后来，拆房的狂潮转移到了校外，首先被拆的是从海淀南路（随着中关村西区的建设，这条路恐怕要永远消失了）通到黄庄附近的一条斜街。那地方我去的不多，只记得两边都是饭馆、发廊和卖各种小商品的商店，也有一些卖打口带和CD的，拆了这个地方，我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接着就是打通北四环，拆到了小南门口，拆到了我们的大本营。那时候从小南门出去过了马路，就是一串很有意思的小胡同，军机处，老虎洞，果子市，这些熟悉的要命的地名现在已经长眠在四环的滚滚车轮下了。这里有我们常常出没的小饭馆，一进军机处，是“大妈”和“小地方”，向前到路口，是“马加利”，往左拐是“未名”，后来还有“高品”和“广元”，往右拐向图书城走是“小四川”，“义佳”和“温州”，这还不算临街的小吃摊——那里的刀削面三块钱一大碗，比现在面食部的量大又好吃。算起来，几乎在每一个小饭馆里我们都喝醉过，骂过，吐过，还有人哭过——记得大一在昌平，我们屋的老大倚老卖老教育我们说，一个男人要成熟起来，第一要吐酒，第二要失恋，就是在小南门外的这些酒馆里，我们一天天成熟起来。当然更多的是借着酒劲纵论天下，畅谈古今，一言不合，就拍桌子瞪眼，争的面红耳赤，酒喝高了，夜也深了，酒馆关门了，大家就摇摇晃晃的翻过小南门，各自回宿舍睡觉，第二天该干嘛干嘛，又过了几个星期，郁闷了，大家再凑钱，出去喝酒。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谁也不去想将来找什么工作，挣多少钱，娶什么样的老婆，买什么样的房子，大家好像都觉得这风花雪月的日子永远都不会到头。
那时候图书城的步行街往北是一条土路，与老虎洞相接，两边都是服装店和音像店，人来人往，大喇叭放着音乐，很脏很乱很嘈杂，但不知为什么，让人觉得很安心，好像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那时还没有严厉打击盗版，在这条街上一天到晚都挤满了卖盗版CD、影碟、打口CD、磁带的小贩，我记得磁带开始是五块一盘，后来十块三盘，盗版和打口CD在十块左右（当然比现在贵，但是品种也多的多）。就是在这条小街上，我奠定了自己古典音乐收藏的基础，也认识了几个很豪爽的朋友。那时每个周末的下午，我都要揣着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几十块钱，穿过军机处和老虎洞，到新华书店旁边的那间平房里，看看新到的唱片，那是我每个星期最幸福的时刻，当时最痛苦的事情就是钱太少，不得不忍痛放弃好多心爱的唱片（虽然以后慢慢也都收的差不多了），而对选了又选才买下的，总是视同珍宝，听了一遍又一遍。现在经济宽裕些了，买唱片也大方多了，但好像再也没有当年那么多的精品，再也没有那种对音乐如痴如狂的投入，也许我真的不再年轻了。记得当年在那家店里，我和两个常来买唱片的朋友一起试听一张里赫特五十年代末录音的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当那一段洪钟般的和弦奏罢，第一主题如滚滚的顿河水一样奔涌而出的时候，三个人不由得同时大叫：“好！”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是我再也回不去了。那座平房已在99年冬天和其它小店一起，被拆成了一片废墟——还有老虎洞以南的那些老房、小巷。我还记得海淀基督教堂，它是那么渺小、朴素，但每次深夜我从它旁边的小巷走过的时候，那昏黄的灯光总使人沉浸在一片静谧和安宁中。当我看到它孤零零的矗立在一片残垣断壁之间时，我除了哀叹，毫无办法。后来这里就成了一片工地。再后来成了车水马龙的大道，那些卖CD的哥们儿也都各寻生路去了。如今，当我注视着四环路上滚滚的车流，当我小心翼翼的从车缝中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努力想要回忆起当年的景象，但却总是徒劳，难道几年的时空转换就足以造成分隔过去与未来的鸿沟吗？我惨然，颓然，惘然。
大概是99年的时候，拆迁的浪潮波及到东门外的成府。与小南门外的喧闹市井相比，这里完全是另一种风格。那时候我经常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绕过未名湖南岸，拐进博雅塔与东操场之间的那条小路，出小东门，在竖立着“万圣”招牌的那个路口向右拐，一路上人的心情都是那么安逸、闲适；不急不慢的蹬着车，欣赏着一路的景致，灰色瓦房顶上咕咕叫着的鸽子，胡同口聊天的老人，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的小贩，这是最典型的老北京的平民生活，节奏舒缓而回味悠长。“万圣”就隐藏在这条小巷里，那时它是一个很小很简陋的书店，如果它是在繁华的大街旁，恐怕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这却是一个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书人都非常熟悉的名字。当你从外面的花花世界走进这条小巷的时候，它的宁静已经洗去了你心头的尘埃，使你能够在那间书屋里享受一个下午的读书生活。“万圣”的地方虽小，书却很齐全，从国学到西学再到艺术，我所感兴趣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尤为重要的是，这里完全没有外面的商业气息，来的都是读书人，书店里除了翻动书页几乎没有其它的声音，在这个环境中人感到很从容，没有任何压力，只是随着自己的兴趣一本书一本书的翻下去，不知不觉就打发了几个小时的时光。虽然因为经济的关系，我看书的时候比买书多的多，但这里的营业人员从来没有任何表示。我还记得万圣书坊里那位卖书的阿姨，南方口音，说话慢条斯理，态度总是那么和蔼而优雅。拆迁之后，万圣搬到蓝旗营，地方大多了，但书却并没有增添多少，反而由于地方大，找书更加不方便了；人多了，心情就不那么平静，走马观花的看一看，就不想再停留；那位阿姨也没有看到，大概退休了——不过还好，总算没有象国林风那样变成一个集贸市场。
说到书，不能不提到小东门外的旧书摊。在98年以前，从小东门出去往北靠着学校东墙，旧书摊绵延五六十米，大概总有四五十个摊子，每天从上午十点直到傍晚。现在校内的周末书市可以说就是它遗留的一点尾巴。我开始逛书摊已经是98年春天，接近它的尾声了，那时如果上午三、四节没课，我都要骑车出小东门淘旧书。当时摊多，书贩之间的竞争激烈，侃价比现在容易的多，我最早的一批藏书就是在这儿积累起来的。我的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前后用了四年才凑齐，有好几本就是在这里买的。98年初夏，大概是为了配合百年校庆整治学校周边环境，城管开始清理东门外的书摊，起初我还不明白，怎么昨天还那么热闹，一夜之间就无影无踪了；问了路边小卖部的大爷才知道，城管开着大卡车，收缴了满满一车书拉走了。此后虽然还有几个书摊打过一段时间的游击战，但最终扛不过城管的反复“清剿”，几个月后终于销声匿迹了。98年的校庆带走了很多东西，这书摊就是其中之一。我始终搞不明白，在小巷里摆摆书摊，对广大师生都有利，居委会还能收点摊位费，有什么不好？（现在东门外变科技园了，看来书摊的消亡是迟早的事。）现在校内的周末书市有时间限制，而且摊太少，要价就高，潘家园的摊多，但是路太远，都没有原先东门外的书摊那么惬意了。
成府的小巷里还有一个给我的生命留下烙印的地方，那就是“雕刻时光”。这家小咖啡馆离万圣不远，大概是95年前后开的吧，许多人应该都去过。老板是个台湾人，热爱艺术电影，店名就取自塔可夫斯基的名著《雕刻时光》；他从台湾搞来了很多影碟和录像带，那时候在北京这些还都是非常难得的。每周四和周六晚上，“雕刻”都有艺术电影专场，地方很小，座位有限，需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台彩电，一台录像机和一台影碟机。“雕刻”每半年会出一张电影放映片目的单子，设计的很别致，贴在临街的玻璃窗上，也送给来看电影的顾客，我现在还收藏着好几张。在这里看电影只要最低消费十块钱，我一般是冬天要一杯黑咖啡，夏天要一瓶青岛啤酒。我是在1999年的秋天才由一个朋友介绍，到雕刻时光看电影的，记得第一次看的是阿尔莫多瓦的《活色生香》，没什么感觉（直到现在我也不喜欢他的片子）；第二次看的是库兹图里卡的《流浪者之歌》，感觉有些不一样了；第三次是米哈尔科夫的《套马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而第四次看的就是塔可夫斯基的《镜子》，整个过程如同在梦境中，看完之后我整个人都呆了，我从来没有想到，电影竟然可以这样拍，那天晚上我是和一个师兄一起看的，出来以后一起去了广元，一边喝酒一边聊这部片子，聊了好几个小时。从那以后我的精神生活中就多了艺术电影这一根支柱，一年之中，在“雕刻”看了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和《牺牲》，伯格曼的《犹在镜中》，安哲罗普洛斯的《流浪艺人》和《永恒的一天》，还看到了塔可夫斯基的那本《雕刻时光》，看到了绿色的封面上大师那深邃的目光，虽然座位很挤（看几个小时电影往往腿都会坐麻），音像效果也不好，但看电影的人都很投入，没有人说话，甚至很少有人咳嗽。
后来小东门外开了“镇宇”，开始是卖纸袋装的刻录碟，逐渐的DVD也越来越多，我的不宽裕的生活费又要节约出一部分来买片子。再后来图书馆在周五下午开了艺术电影专场（相信这也是一批影迷推动的结果），北大的艺术电影事业进入了黄金时代，在这种潮流下，才有了新青年的“电影夜航船”和一塌糊涂的“电影艺术”版。电影也让我认识了一批新朋友，记得那是“电影艺术”刚开版不久，我和dailily在版上争论一个关于塔可夫斯基的问题，往返五六个回合（相信直到现在这仍然是“电影艺术”版最精彩的争论），最后我决定给他发一封信，那天晚上，我们在38楼楼下聊到凌晨3点，从电影聊到古典音乐，从学术聊到政治再聊到北大当前的状况，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实乃平生第一之畅谈。通过他，我结识了与他同宿舍的soren，我们这几个人，连同电影版的开山版主buck，成了该版的主力。现在soren去了国外，dailily因为忙而不太上网了，buck毕业之后也卸任了，电影版的园地日渐荒芜，除了我和少数几个人隔三差五的转几篇文章活跃一下气氛，这里已经变得和“影视杂谈”没什么区别了。图书馆的艺术电影专场，由于观众太少无法保证收入，在今年初转到地下小录相厅，片子的质量也差多了（这大概是主力影迷星散四方的结果），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去。“雕刻时光”的专场也越来越“小资”，大师的作品越来越少，兴趣逐渐转向近年来的新导新片，让我越来越失望。看来这个“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无数经验证明，日益强烈的衰退的趋势总预示着最后的时刻将要来临。成府最终也难逃厄运。99年秋天打通中关园到清华西门的大路，成府的东半部分成了牺牲品。万圣和雕刻虽然劫后余生，但路修好以后，原来小巷的平静被打破了，在万圣看书不时能听到马路上的车声。一年以后连这苟延残喘的日子也无法维持，成府剩下的一半要全部拆毁，用来建“北大科技园”，我又要与这一片净土永别了。拆迁之后，“雕刻”搬到魏公村，我再也没去过；万圣搬到了蓝旗营，因为路远也很少去了；只有镇宇还和原先差不多，它是我保持与电影联系的最后一个地方了。
前一段下过雪以后，我和一个师兄去清华吊谒王国维纪念碑，当时是傍晚，只见小东门外斜阳余辉之下，是一片白雪覆盖的废墟，如同一个个高耸的坟丘，围绕着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蒋家胡同三号（史学大师顾颉刚创办《禹贡》协会的原址）的青砖房；路上少有行人，只有一个卖烤白薯的在寒风中瑟索着。我师兄说这个场景可以拍一张很好的照片，我想如果将来能拍一部关于成府的电影的话，它可以作为最后一个镜头。
思绪又回到校园以内，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未名湖。我第一次看到未名湖是开学典礼的那一天，第一印象觉得这只是个大一点的水塘，时值秋初，湖水是深绿色的，又浑又脏，实在没有什么出色之处。接下来的一年呆在昌平，所以我对未名湖最初的了解是来自一盘流传在宿舍之间的磁带，“未名湖是个海洋”，这也是其中一首歌的名字——这盘磁带收录的是北大九十年代初的一群学生和青年教师创作的校园歌曲，其中我们最喜欢的是一首《星期天》，日后成了我们酒后必唱的保留曲目，这盘磁带现在大概很难见到了。“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就象一条鱼……”，那时候对这些话似懂非懂的，只觉得很神秘。那一年我没有看到海洋一样的未名湖，却看到了干涸见底的未名湖——为了迎接百年校庆，未名湖要进行五十年来第一次疏浚工程。五十年来，湖水第一次被排干了，我和一个实验班的哥们儿（他们不必去昌平）从冰冻的污泥上穿过湖底，听他说，排水的时候捞上来好多大鱼。那时候觉得这是件好事，但现在想来这或许是个不祥的预兆，一个谶语，海洋一样的未名湖枯竭了，五十年来积累的灵魂被捞起来吃掉了，诗人们无处可逃也干死了——我很荣幸的又成为见证这个谶语的少数还留在北大的人之一。
接下来的那些年里，我围着未名湖不知转了多少圈，湖边的每一寸土地大概都留下了我的脚印。那时候湖边还没有那么多人，环湖的路上铺的是青石板而不是现在的水泥，湖心岛上没有那座不伦不类的“现代”雕塑，湖的西南角上也还没有侯仁之先生题字的那块石碑。记得有一个早晨，下着蒙蒙细雨，我在一教上完第二节课，独自打着伞从楼后的那条石阶走下去，湖边好象只有我一个人，那些经历了数百年风雨的青石板被雨水浸润的滑溜溜的，陈年的青苔好象重新泛起的记忆，湖，岛，塔，树，全都在一片朦胧的烟雨中沉默着，那一刻我终于发现了未名湖，她沉静的好象一段无言的历史，一个禅师的哑谜。你不可能站在一旁欣赏她，你只有融入进去，与那些过去的灵魂一道成为她怀抱中的一条鱼儿，成为那个海洋中的一滴水。
在那段日子里，每天吃过晚饭，在去图书馆之前，我都要绕到湖边转一圈，在湖北岸的长椅上坐一会儿（那时湖边好象还没有那么多情侣，座位总是找得到）。当夕阳接近西山顶的时候，我就骑车绕到湖东岸，停在一个适当的地方，这时西天一片绯红的晚霞衬托着枫岛的树丛和岛亭的尖顶，倒映在镜子一样的湖水中，我觉得那是未名湖最美的时刻，美得让人不忍离去。
还有湖南岸的树林，那里有茂密的灌木，喳喳叫着的喜鹊，蹦蹦跳跳的松鼠，一切都是自然天成，没有丝毫人工的雕琢。漫步在其中，你无意中就会发现一块古老的石碑或者玲珑的山石，而当你存心要去寻找的时候，反而会找不到它。夏秋的雨后在树林中散步，耳中只有水滴落地的嘀哒声，被雨水浸透的树皮散发着浓郁如陈酒的气息，灌木丛神秘的阴影总会让我想起《镜子》中的许多场景。还有那些开遍山坡的紫蓝色小花，没有人去栽培它们，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们，它们只是自生自灭，然而花期却比任何一种名花都长，在每年的春夏之交，它们都用那一片悦目的紫色昭示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由而含蓄的，没有任何外在的限制，然而一切都恰如其分，各得其所。
未名湖最大的改变还是在那百年一遇的校庆中。环湖的青石板被撤掉了，铺上了冷冰冰的水泥，一条走了几百年的路就这样寿终正寝；而路边又多了“未名北路”、“未名南路”的路牌——奇怪，那么多年没有路牌，也没有谁迷过路，现在有了路牌，外来的人还是要问路，我不知道这路牌有什么用处。在湖心的枫岛上竖起了一座怪模怪样的雕塑，与整个环境是那么格格不入，典雅的枫亭不得不从此与这个“怪物”相伴。湖的西南角竖起了写有“未名湖”三个字的石碑，仿佛一块招牌立在那里，从来没有名字的未名湖有了自己的“名片”，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心安理得的倚着石碑照像，拍下他们所认识的未名湖。
焚琴煮鹤的蠢事还在继续。今年春天大概是园林处最忙碌的日子，他们砍掉湖南岸树林中的灌木，栽上整整齐齐的绿化草，还堆上一块块笨重的大石头。蔡元培校长雕像背后本来是一片绿荫，现在却变得空荡荡的。他们还不厌其烦的把这些石头“点缀”在湖北岸的草坪上，连石屏风背后土山上的灌木也被砍的干干净净，变成了光秃秃的石头山。每当我看到那些坐在“石头山”上卿卿我我的情侣时，我总是不由得想起——用个不太文雅的比喻——动物园猴山上互相捉虱子的猴子。现在的未名湖畔到处是人工的裁制，刻意的雕琢，好象二八佳人脸上拙劣的化妆，原先自然天成的景致被摧残殆尽。我真的不能理解那些当权者，他们难道连一点审美常识都没有？难道权力与金钱的贪欲胀昏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仇恨一切出于自然的美好事物，恨不能将所有自由生长的生命赶尽杀绝，将这个世界变成任由他们摆布的玩偶？未名湖又一次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她一如既往的沉默着，难道她早就清楚，那些逆天妄为的统治者终将受到上天的惩罚？
还有一个消息，东墙外要建科技园，建成以后，东墙要被拆除，未名湖要对外开放，与中关村融为一体了。那时的北大学子坐在未名湖边的长椅上，看到的将不止是一座博雅塔，恐怕还有一片金壁辉煌的高楼大厦（虽然几年前就已经有一座太平洋大厦了），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有一种坐井观天的感觉。据说大学开放是现代社会的潮流，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不应该自我封闭。我无意自我封闭，但我必须强调，“开放”不能成为权势和金钱侵蚀、利用北大的借口，“进步”绝不等于抛弃传统、随波逐流，一所没有独立“校格”的大学无异于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意义，更何来“世界一流”之可言？
我相信东墙倒塌，未名湖开放的那一天，就是她生命的终结，以后她将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但我不想让我的文字成为一篇提前发出的悼词。我知道那些有权有钱的人们是与时俱进，无可不为的，但我要提醒他们，要当心未名湖底沉睡的那些灵魂，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回来。
看见到处的繁华原来是地狱
不能够挣脱
爱情将变作仇恨
是在自己的废墟上
用卑贱的泥土
他们匍匐着竖起了异教的神
还记得高中时中央台放过一部很长的俄国译制片《罗蒙诺索夫》，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罗蒙诺索夫在莱比锡留学的时候，他的老师带他到城市旁边的一座小山上，指着下面那一片美丽的建筑说：“看哪！这是科学家和诗人的城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里。
我理想中的北大应该是这样一座城市，在我的记忆中，她也曾经是。那时的三角地还没有被铺天盖地的小广告所覆盖，也还没有咖啡、电脑、自行车一类的商业宣传。最多的是各种讲座的海报，其中以人文学科占多数，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会有五六场，这一边是唐诗宋词，那一边是存在主义；在教学楼的一片灯光中，不时会听到某位教授慷慨激昂的演讲声，有时两个相邻的教室，一个是禅宗玄学，另一个是康德、黑格尔，听完了这一场，还可以赶去听下一场。大一大二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星期不去听讲座，直到今天，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一些领域，那一点初步的知识有好多还是在讲座上得来的。除了讲座海报，三角地还是个人发表意见的场所，你时常可以看到某位才子昨夜刚刚创作的新诗，或是某位哲人冥思苦想得出的高论，或是某位志士忧国忧民的情怀，写在几张白纸上往那儿一贴，不用担心会被撕或是覆盖。在网络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三角地就是北大的一扇窗口，她灵魂的震颤、思想的运转随时会在这里反映出来。
如果说三角地是北大的喉舌，那图书馆就是她的心脏，不断的将新鲜的血液补充到全身。我入校的时候，新图书馆刚刚奠基，大二一年的读书生活完全是在老图书馆度过的。那时的图书馆虽然没有现在大，但也并不觉得很拥挤（或许是学生少的缘故）。从南门进馆（原来的正门东门由于新馆施工关闭，东门前原有一片草坪，就是现在新馆的位置），二楼201是人文社科借阅室（现在是编目部），旁边是文学图书借阅室，现在旧馆二楼的展厅是总出纳台，最北面的223是文科教师研究生阅览室（现在是文学借阅室），旁边是外文阅览室，四楼423是文科期刊阅览室。这些都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其中223文科教研阅览室更是我的根据地，在那里我奠定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块基石，那一段读书生活真是令我终生难忘。
223主要是为文科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服务的，同时它也兼工具书室，实行换证发牌入室，对本科生限制发15张牌，我也因此得以步入这个学术殿堂。223的大厅左侧摆着一排旧书桌，右侧一排书架放的是各类工具书——辞典、年鉴、百科全书——和一些常用的典籍，比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册府元龟、大藏经、正统道藏、四库全书，我记得靠里面还有一套《明实录》和一套《罗雪堂先生全集》。从进门处左侧向里拐是书库，分为上下两层，一层有两排书架，左边一排较宽的放的是文科各学科的基本研究论著，右边一排窄的放的是工具书。从门口右侧一条狭窄的铁楼梯可以上到二层（这个楼梯太隐蔽了，以至我过了很久才发现），二层的前半部分放的是一些文史类参考书，有丛书集成初编，十三经清人注疏，新编诸子集成等，还有一些民国版书，如《古史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还有49年以前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20本，后半部分全部是线装书（我记得有清代刊刻的各种丛书和皇皇巨帙的正续《皇清经解》）和老北大及燕大的旧版外文书。
我第一次走进这个书库的时候，完全被震撼了，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世界，是北大灵魂的中枢，学术的精粹。这里安静的出奇，静的你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那些经历过岁月沧桑的黄色书页散发出历史的气息，从书架之间一步步走过去，两边一排排蓝色的线装书函落满了厚厚的灰尘；随手拿起一本书，掸落灰尘，一页页的翻过去，你甚至不需要阅读文字就能感受到它们的诉说，这里面沉淀着无数代祖先的智慧和生命，贯注着多少学者毕生的心血。就在一次不经意的翻书中，我发现了扉页上“汪钱（上竹下钱）”的签名，在昌平的时候读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我知道他是陈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一位才华横溢的隋唐史专家，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了，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后来我从一位老先生那里得知他是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喝敌敌畏自尽的，当时邻居都听到他临死前痛苦的挣扎和哀叫，但没有人敢来救他——这本书肯定是随着文革时的抄家而进入图书馆的，在这座书库里，不知还有多少本书有这样坎坷的经历，记录着多少用血泪写成的历史。在这里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历史的沉重，感觉到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责任，我必须把前辈留下的财富和重担承接下来，象他们一样，做一根传递火种的柴薪。
整个98年我几乎全部呆在这里，那是我读书最投入，生活最规律的一段日子。每天只要没课，我就会来这里，虽然本科生只发15张牌，但我很少碰到名额已满无法入内的拒绝，多数时候，在这里读书的人是不多的，因为教师都有自己的书房和藏书，很少用到这里，而研究生真正来过这里的人恐怕也不多（这或许是北大人文衰微的先兆，但当时对于我来说却是好事）。这里晚上六点半开门，吃过晚饭，我总是先到湖边转一圈，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到图书馆，一般总是第一个进223。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占着一张大书桌，需要什么书可以随便取用，看累了，就向窗外望一会儿，看到的是图书馆一层层的书库，在青灰色的阴影下隐隐露出整齐的书架和藏书，那种感觉就像置身于一个书的海洋里。看过以后还要用的书可以先放在一个书架上，不需再用的书放在另一个书架上，每天这里的老师会不辞辛劳的整理（我一般不愿麻烦他们，总是自己把书放回去）。我记得这里常在的有三位老师，人都很和气，并且精通业务，对同学提出的问题总能很好的回答。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年纪最大的岳老师，那时他已经快退休了，是一位很慈祥又很敬业的老人，每次闭馆的时候，同学们排队换牌，他总是很正式的把图书证交到你手里，并且轻轻对你说一声“再见”。每次看到他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吃力的走来走去，收拾藏书，我的心里总觉得一阵发酸，多少年来他就是这么一丝不苟的工作着，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图书馆。记得我刚到223的时候，把代书板放在书架上找不到了，岳老师扣下了我的图书证，后来我拿着室友从昌平图书馆偷拿的一个代书板给他，他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这里的代书板都有号码，那一次我费了半天的唇舌才过了关，不过以后他对我还是很和蔼，我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也更加尊敬了。
在这里我读完了《史记》和《汉书》各志，然后开始读《左传》，至于随手翻阅过的图书，那就多得记不清了。我逐渐熟悉了这里的每一个书架，每一本书，从来不用借助目录卡片，需要什么书就直接去架上找。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里的书真是一辈子也读不完，我觉得自己可以一生都呆在这里，除了这儿我哪儿都不想去。在百年校庆那些喧闹而浮躁的日子里，223空荡荡的大厅里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图书馆厚厚的青砖墙把一切烦扰都挡在外面，我觉得天下最幸福的日子莫过如此。
那一年秋天新图书馆开放了，原来的人文社科借阅室搬到了新馆二楼，我去看了一圈就大失所望，地方大了不少，可是书还是那么几本，哲学区连商务的汉译名著都没有，历史区连一套中华版的二十四史都凑不齐，而那些“某某系列”、“某某大全”之类的假冒伪劣“学术著作”却堂而皇之的高倨在崭新的书架上。新馆采用的是不加分隔的大开间（据图书馆的领导说这是当今世界图书馆的潮流），给人的感觉像个巨大的超市而不是一个读书的地方，书桌就在过道旁，人来人往如同闹市，让人怎能安心读书？不过当时我并不在意，反正我有223呢，根本用不着新馆。
但是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居然发生了，那是98年12月的一天晚上，吃过晚饭，我象往常一样到湖边溜了一圈，然后就去图书馆。一进南门，我的心突然变得沉甸甸的，觉得好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象平常一样穿过长长的走廊，抬头看着天花板一步步的向后移动着，我的心头突然涌起一股苍凉的感觉，觉得人生就这样一点点流逝，永不再回来；我从北端的楼梯上了二楼，走到223门前，只见门上贴着一张告示：明天上午10点，223将关闭，然后搬到新馆一楼，让我们新馆再见！这一切终于发生了，我如释重负，又怅然若失。那天晚上，我一个字也没读进去，不时抬头看看这熟悉的大厅，看看那些象老朋友一样的书架和藏书，觉得从此以后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了。我如同一个浪迹天涯的旅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却没有想到它又成了一个生命中短暂停留的驿站。别了，我的223！
那时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虽然搬到了新馆，书总还是在的。过了几个月，新馆的工具书室终于开放了，我兴冲冲的赶去，但一看这间屋子就觉得疑惑，这么小的一个房间怎么能容的下223的书呢？我一个书架一个书架的查了一遍，发现这里的书只是原先223外面大厅中的书和一层书库的工具书，而书库里的研究著作和线装书都不见了。我去问这里的一位老师——原先223的负责人，他有些愤慨的说，223已经是三家分晋了，原先的研究论著都进了大库，线装书归了古籍特藏部，也就是说223的精华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彻底绝望了，从此那些后来的学子们将再也见不到那座文化宝库，再也感受不到那种置身书海的人文熏陶，他们会觉得新馆的那些文化垃圾就是学术——那些东西充其量只能应付考试和作业而已，而他们可能觉得这些就足够了。悲哉！百年人文荟萃的北大，四、五百万册的藏书，耗资上亿的新图书馆，竟然没有一个让文科学生读书做学问的地方！一方面大量的书籍放在大库里多年无人问津，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另一方面一些有志于学术的青年却苦于找不到地方读书而在校园里四处飘泊，同时旧馆的许多阅览室却被改成了自习室——据说这是顺应广大同学增加自习室的呼声，北大的传统是民主的，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不要忘记北大另一个更重要的传统是自由，而自由就是要保护相对弱小的群体的权益，是要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北大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地方，哪怕99％的学生都在考托考G，哪怕99％的学生只想升官发财（当然这些都是个人自由，无可非议），只要还有一个人想读书，想做学问，北大的当权者就应当为他们想一想，他们要求的并不多，一个223就足以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但是为什么你们连一个223都不愿保留下来？
2000年秋天，在一个朋友的鼓动下，我曾经把这些想法写成一篇文章：《怀念旧馆223——兼提几点对北大图书馆的意见》，由他发到校长信箱，并且复印了很多份贴到三角地，希望引起同学们的重视。图书馆的领导和老师还是相当重视的，专门开了一个读者见面会，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倒是学生去的不多，只有七八个文科的研究生。我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恢复文科研究生阅览室，但老师们说这不可能，他们说原先的规划是将大馆作为中心馆，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将各系资料室建设为分馆，为高层次学术研究服务。我说这很好，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在实现这个规划之前，能否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暂时恢复223，毕竟拖一年就可能耽误几个做学问的种子啊。对这一点，他们没有明确的答复。我并不觉得很失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报多大希望。如果是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前期，这样的事情都绝不可能发生，但是时代不同了，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考虑将来的前途，考托考G考各种证书；对学校领导而言，只要每年搞个大工程装装门面就可以了，他们要的是宣传效应，哪里等的及你十年磨一剑去写传世之作，再说就算写出来又有几个人看呢？而我们的老师们在提职称、买房子、评级定岗的重重压力下早就溃不成军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北大人文精神的凋敝、学术水平的下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23的关门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在现在的北大校园里，有谁还在读古书，有谁还在谈诗论道，恐怕都会引得路人侧目，视作恐龙。我不敢奢望这样的情况会有根本的转机，但我还是不甘心，难道无数前辈学者呕心沥血的成果，一百年来积累的学术传统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吗？
现在的三角地早已成了广告筒和作秀场。98年校庆之后，人文学科的讲座就急剧减少，最初代之而起的是金融保险、电脑网络、市场营销等等“经世致用”之学，后来连这些都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是老师们不愿意讲了，还是同学们不愿意听了，总之讲座这个北大最优秀的传统就在几年之内寿终正寝。现在除了一些小范围的专业性演讲，我已经很少去听讲座了。讲座没有了，三角地却多了一个新节目——各大公司的商品宣传促销——从康柏电脑到雀巢咖啡再到捷安特自行车，三角地前所未有的成了一个大商场，每逢这种盛会，我都要想方设法绕道走。也是从校庆开始，校园里的横幅就越来越多，从南门进来，五颜六色（当然以红色居多）的横幅让人眼花缭乱，什么“某某学术节”（奇怪，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可节却越过越多），“某某文化节”，“某某工程”，“某某行动”，“热烈欢迎某总裁莅临北大指导演讲”，“热烈庆祝某系某院成立多少周年”，甚至连挖个沟，修个路，也要在旁边挂上一个“安全生产，高于一切”，置身其中，我总是怀疑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文革时代。我实在搞不明白，难道在没挂横幅的那些年里北大人就什么都不做？难道我们连这一点婆婆妈妈，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拿出来宣扬一番，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且不说这密密麻麻的横幅为校园气氛增添了多少浮躁矫情，难道就没有人来算一算做这些横幅需要多少钱，用这些钱可以多做多少实事？在你挂上一条宣传希望工程的条幅时，你有没有想到用做条幅的钱可以为一个孩子交一年的学费？原先那个含蓄深沉的北大已经不复存在了，尽管总是有人批评北大传统的弊病在于只说不做，我们现在的空谈和浮夸却早已超过了任何一代北大人。这种浮躁虚荣的空气已经渗入了北大的骨髓，毒害着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但是我们却视而不见，日复一日的鼓掌欢呼：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现在我们有了网络，有了bbs，各种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了，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更加方便了，但是在bbs上总是充斥着无聊的灌水文章，庆祝生日的帖子每天都要被re上十大，隔不了几天就会有人出来痛斥三角地的堕落，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非常简单，一个没有头脑的嘴巴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图书馆里坐满了人，但多数人的面前放的却是新东方教材；豪华轿车大摇大摆的开进开出，而人们就争先恐后的跑去瞻仰这些“成功人士”的风采；没有人读书，没有人思考，你还指望这样的地方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呢？除了人云亦云，除了拍桌子骂娘，在三角地你还能听到多少真正独立深刻的见解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对真理的追求，北大就完全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未名湖干了不要紧，博雅塔倒了不要紧，但是没有人读书，没有人思考，没有人做学问了，北大就真的完了！
这里曾经是一个科学家和诗人的城市，但是短短几年时间，却变成了一个商人和政客的俱乐部。铜臭掩盖了书香，虚荣毒害着真诚，贪欲压倒了理性。如今行走在校园里，我好象完全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不是我认识的北大，不是真正的北大。
我希望有一天，原先的那个北大能够回来，当我年老的时候，我可以带着我的后代爬上图书馆顶层，指着那一片红墙灰瓦对他说：“看哪！这是科学家和诗人的城市！”
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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