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美国副总统拜登称赞习近平”强势”、”务实”,这些赞许或者有外交用意,不过习热衷于在国内和国际展示影响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可能走向不妙的方向。

原文:Meet the New Mao
作者: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
发表:2011年9月2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Xi_Jinping2.jpg【原文配图】

现在可能是时候承认中国即将继位的领导人习近平并不是许多人假想的那么温和。事实上,在过去的就有迹象显示,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习氏都将把中国驶向一个更咄咄逼人的方向。随着入主时日的渐近,习近平正显露出多项征兆,他在外交政策上将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同时,在处理国内冲突时,他倾向于(采取)警察(管控)措施。因此,他的上台对毛主义者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来说意义重大:这标志着中国”改革时期”正走向终结。改革时代将被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些年的斗争时期取代;那些年里,信仰马克思社会解放理论的先进分子同更亲睐列宁政治管控理论的反日的(和与反美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相互斗争。习氏显然属于后一阵营,支持社会秩序而不是社会进步。他可能领导中国走向不妙的方向。
外交政策是可以快速区分中国新任领导者的”试金石”,因为同国内政策相比,确定外交政策的只是一小撮人员。而且谁主导北京,谁就有外交政策的决定权。中国政策研究(”北京学”)的微妙艺术依然很重要(译注:”北京学”:以研究北京的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帮派、远近等为主旨的学问,类似于”后宫政治学”。)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结束八月份的中国访问时,称赞习氏”强势”、”务实”。 拜登可能是对的,但是,习氏的强势与务实主义,对那些恐惧中国中国之崛起的国家来说,并不一定是什么好预兆。

习氏首次公开展示其”强势”之阴暗面,是在2009年他访问墨西哥之时。(当时,)他同当地华人讲:”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习氏的”三不”传开后,赢得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欢呼称赞,这些人中包括1996年刻薄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这些民族主义者表达了这样的希望:习氏将是后毛时代第一个愿意与西方抗衡的中国领导者。九月早期,习氏同中央党校的学生讲话时说:”为民族独立与百姓解放的斗争,或者说实现国家强权与百姓富庶,是两个永远紧密相连的首要目标;前者永远是后者的基础。”,而中央党校是北京培养党内精英的营地。

就国内而言,习氏的强人姿态显露于他对令人头疼的薄熙来在重庆任期所做所为的支持。作为另一个必然于2012年进入政治局的太子党,薄熙来2009年罔顾程序合法性,以不加甄别的清扫行动端掉了重庆的组织化犯罪。在2010年访问重庆时,习氏表示”震慑性的’铲黑除恶’是”深得人心的”,他还称赞当地的公安部门为根绝此类问题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对”重庆模式”的推崇有时候被解读成毛主义的回归。然而,更确切的是将它视为民族主义者的警察国家之回归――更似蒋介石而非毛泽东(的做法)。

七月中旬,习氏被派到拉萨去主持西藏”解放”六十周年的庆祝仪式。与持怀柔与人道政策的前任党首胡耀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习氏的访问是一次统御之术的研习,而胡耀邦1980年访问西藏,是(共产党)与该区域真正和解的最后机会。大群警察和便衣淹没了拉萨城,而官方的讲台上却连一个藏人都没有。整个拉萨城完全被封锁起来了,习氏不管走到哪里,都被军方和安全人员守护着。据中文媒体报道,习氏是如此地害怕遭人投毒,以至于携带了自己专用的水,用于饮用、烹饪及洗澡。习氏毫无意愿与普通藏人待在一起,而是发表了一个长达七十分钟的强硬讲话,攻击达赖喇嘛,并强调在西藏地区布置大规模兵力的重要性。

在这个铁血习氏的身后有什么故事呢?

传统观点认为,作为深受毛氏之害的中共温和主义者习仲勋之子,习近平是一个改革主义者。确实,他在南方沿海省份的履历,表明他执着于经济改革与行政效率。但是,改革的年代已经画上句号了,那些争论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争论发生在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分子与持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前者在党组织和内地贫困地区赢得了支持,而后者中的许多人,譬如习氏,则通常是在沿海富裕省份从技术官僚的职位提拔上去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分子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公平和党的意识形态,而持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则热衷于国家权力与党的纪律。习氏显然落入后一群体。相反的是,习氏的重点在于国家权力――在国际和国内都可以展示的影响力。他极少关心”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的发展”和”科学发展”之类的话题,而这些话题吸引了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两位自2002年起主政的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的注意力。

对美国来说,尽管拜登的善意称许有着外交层面的合理性;但是,外交政策决策者需要考虑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会采取更加对抗的外交政策的日益增加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是波特兰州立大学Mark O。 Hatfield政府治理学院政治学的助教,他写了《统治的权力:国家如何赢得和失去合法性》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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