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时务 | 未竟的革命：辛亥后一百年重提革命

作者：阳光时务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中国革命结束了吗？回望辛亥百年，革命的宪政理想实现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一个外延更大的、广义革命的概念出发，中国革命显然还未结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革命，现代意义的新型寧静革命，恐怕仍是中国不得不经歷的。

文/王小蒙

10月的武昌，暑气已然退却。阅马场附近的红楼外，游人如织。首义广场四周自9月起，已掛起红色布幔，中央的喷泉及花坛，围拱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十八星旗图案。在今年这个特殊的10月里，这里將成为整个中国的焦点所在。

武汉当局早前称，將耗资200亿元，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早在几年前，附近的湖北军政府旧址红楼、起义纪念碑就被修葺一新，以迎接这个日子。而广州、上海等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地方，也提出庞大的纪念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除武昌外，均被最高当局否定。

中南海里的共產党人，似乎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费太多的精力。区区200亿元，不过是武汉上年GDP的3%，与深圳市大运会的2000亿相比，也才是个零头。在辛亥革命10年后，中国共產党才在上海成立，建立民国这件事，与他们並无关係。

这並不妨碍在五一和国庆的时候，他们把孙中山的大幅肖像置於北京天安门广场之上，与毛泽东像相对而立。这似乎象徵著民国法统的一种延续。毛泽东曾说过，孙中山有两个学生，一个是蒋中正，一个就是自己。亦因此，辛亥革命便有了两个面向的解释。这种解释贯彻於两岸各自的庆祝活动之中。

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正在庆祝建国100周年。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四处飘扬，台北的10月不算热，但许多年轻人都戴著百年国庆纪念围巾。台北的基调是建国，而北京的基调则是革命。早在2009年夏天，台北方面婉言谢绝了武汉提出的两党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的提议。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並称为世界歷史上有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如果以1949年为界，中国革命长达38年，远超过法国的10年和俄国的20年。如果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界，中国革命则长达65年。如果把兴中会之成立算作革命的初始日期，则中国革命长达80余年。

问题是：以当前之中国现状而言，中国革命真的结束了吗？100年前辛亥革命提出的目標都一一实现了吗？阳光时务在总第一期即开宗明义地提出：当下的中国需要改变（见《革命与反革命》一文）。然则，由何而变？

8月以来，中国学界借助回顾反思辛亥革命之际，也有人重提革命与改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发表题为《简议改良与革命》的文章，大声疾呼：当代中国就是革命的时代，革命已无法拒绝。现状下还指望改良，已不是个糊涂不糊涂问题，而是诚实不诚实问题。此文引起北京学术界的高度关心。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一场公共讲座中，也提出要走出辛亥革命的迷思，反思辛亥革命的目的並与今日对照。学者徐友渔早前在一场电视採访中说，宪政民主就是未来中国的走向，除此不应该是其他。北京大学副教授张健则认为，革命必须作为民眾的基本权利而被保留，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但是必须有。

小標题：繈褓中的宪政

100年前的10月10日，从武昌打响的辛亥革命第一枪，使得中国由两千年以来的皇权帝制时代，进入以宪政民主为目標的现代，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由中华帝国而中华民国，鼎革鹿死，表面上完成了由皇权到民权的权力转换，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28年之前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称帝那段时间外，至少在表面上承认政权民授的权力规则。即便出现贿选等现象，但整个国家的政制架构已经完全现代化。

中国有正式国会，始於1913年的民国第一届国会。台湾学者张朋园指出，西方人奋斗要求国会有达百余年者，日本明治维新亦经二十二年始行召集国会。比较之下，中国政治参与制度的实现，不能说不迅速，不能说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国会得以重开，遂料张勋又復辟解散国会。段祺瑞、梁启超马场誓师，驱张出京。段祺瑞决心不再恢復第一届国会，而是修法重选国会。1917年的第二届国会就是这样產生的。

第二届国会在段祺瑞、徐树錚的控制下召开，即所谓安福国会，贿选舞弊，操弄选举，史家均认为其一无是处，令外界扼腕。然而，论者皆以为虽若此，国会尚在，共和体制仍存。北京政府仍是国际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后世学者亦据此指责孙中山之护法运动为破坏宪政之举。

民主过程本非一蹴而就，此时距辛亥革命仅仅六年，实在算不上多大的波折。此后十年，北洋政府虽如跑马灯般你来我往地换人，低烈度战爭不断，內部四分五裂。南方国民党军北伐势如破竹，北京政府应声而倒。

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產党，都把北伐视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正义行为，然则从宪政体制及合法性来考虑，这的確值得商榷。北伐过后，南京政府成立，也建立了相应了一套政治架构，唯宪政被一再推迟。这其中自然有日寇侵华之因素，然蒋汪不愿还权於民，其意甚白，直至1946年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从此过程可以看出，共和体制的多舛多难。

1946年的国民大会之召开，从宪政角度而言，才能算是国民党革命的成功。1946年11月诞生的《中华民国宪法》是继1912年之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后的可说是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迄今仍然在台澎金马等中华民国实际控制范围內使用。

依照孙中山三步走的方案，宪政终於建立。然而，歷史跟国民党开了个玩笑：赶走皇帝，赶走军阀，却赶不走共產党。虽然以宪政立国，但三分之一的土地及人口，却处於政令不能通达的共產党统治之下。

小標题：接著革命

无可否认的是，民国建立，不等於革命完成。政治权力交接后，经济及社会领域一切照旧，只有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层面提出的革新深入人心，亦使得革命或者继续革命，在知识精英那里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及美德。曹聚仁就在回忆录里说，辛亥革命那一年，他从未听说革命一词，民间更多地视其为一场造反。

民国建立，孙中山要二次革命；北伐完成，南京政府成立，对国民党来说，革命已经成功，但总理遗嘱要求三民主义建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於是继续革命。

对国民党来说，继续革命的標誌就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份与宪法同等效力的文件，为国民党的未来擘划了一个復兴建国的愿景，但也等於冻结了这个刚刚出炉的宪法。也就是说，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一直念兹在兹的革命，仍然没有完成。

在1949年的秋天，具体说是从10月1日到12月8日的69天之內，中国大陆存在两个政权，都宣称自己代表全中国，都宣称自己有全体人民的拥护：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先后在广州、重庆、成都的中华民国政府。12月8日，国府迁台，带著宪法及清政府的传国玉璽到了海外孤岛。

中国的宪政发展，也在此分道扬鑣。革命呈丫字型，分別在北京和台北，开始了不同的道路。

国民党在台湾38年独裁之后，在1987年宣佈解严，反对党立刻成立——12年后，民进党代替了执政72年的国民党，成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国民大会在1991年宣佈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宪法重新生效。

1996年，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选举所谓国家元首。回望100年前的兴中会提出的愿景，不由让人感叹中国革命之不易。2008年，台湾实现第二轮政党轮替，8年前下台的国民党重新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台湾结束了。总体而言，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比较平顺，且渐趋成熟。

小標题：无產阶级的革命试验

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影响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给俄国送去了资產阶级革命。然而大陆正统的史书会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丫字型的另一个方向在北京展开。共產党人在1949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跟过去的瑞金苏维埃政府、陕甘寧边区政府不同的是，这是中国共產党第一次获得了正式承认的政府。这个政府以1949年的《共同纲领》为蓝本，並在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共產党来说，即使1949年建政，但革命仍未成功，於是在无產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与中共学习的摹本《苏维埃联盟宪法》不同的是，这部宪法多了一个前言，在前言里规定中国共產党为中国的执政党。这种自我授权的方式，被中共称为权力民授。正是这样的一部宪法，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都未能保护这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刘少奇。

从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间，中国大陆一直上演著各种祸国殃民的运动。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大饥荒、文革，几乎没有停止。这一切的运动，都被冠以革命的高尚包装。除此之外，还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因为无產阶级永远有敌人。波普尔在多年前就说过：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们都在找朋友，而他们在找敌人。

中共从1978年开始，由一场內部爭论开始，部分正视了过去的错误。在19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之后，中共也认识到，无產阶级革命的思维，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从世界范围內看，轰轰烈烈的共產革命无异是人类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大劫难，而且在世界范围內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国共產党也看到这一点。但是直至21世纪初，才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於是，在1993年的宪法修订中，中共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2004年的宪法修订案中，中共正式承认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这似乎標誌著共產党人终於回到1946年政协会议的起点。这部宪法歷经多次修改，中间多有反復与倒退。现今的宪法以1982年的宪法为蓝本，在2004年经过修正之后，使用至今。

中共十三大即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在25年后的今天仍未实现。而党政分离从1928年开始，即被国民政府视为圭臬，即使实际操作上並非如此。事实上，提出党政分开的两任共產党总书记，都以非正常的方式离开了这个职位。1989年的春夏之交，更让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面临最坚决彻底的质疑。 改良的意向，早就被那天晚上的枪声，击得粉碎。

1949年的共產革命，只是把国民党的党治变为共產党的党治。学者吴思曾说，现今的中国只能称为官主，而非民主。

正如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1946年说得那样：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据中共的官方数字，2010年全年的群体性事件达18万起。社科院的官方学者並不讳言这是由於民怨太深。在互联网时代，其传播与诱发效应又被放大。在微博上，「不骂两句政府都显得不太好意思出来混」。姜文在2010年的电影《让子弹飞》中，完成了自己的革命敘事。「枪在手，跟我走」的呼喊，让台下的观眾在片尾时长时间鼓掌致意。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网络上討论革命、改良、政改等这些宏大的事情。很显然，人们已经焦灼不安了。不过，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妖魔化，似乎总是伴隨著流血与动盪。然而事实並非如此。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北非革命之后，寧静革命被视为是一种现代抗爭模式而推崇。

中国革命结束了吗？回望辛亥时提出的宪政实现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一个外延更大的广义的革命概念出发，中国革命显然还未结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革命，现代意义的新型寧静革命，恐怕仍是中国不得不经歷的。#

（转载请注明：摘自《阳光时务》第四期爱上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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