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年，區議會「成功爭取」文化成風，各區遍佈區議員彰顯功績的橫額，事大如增建或反對社區建設、開巴士路線，事小如捉流浪狗、摘木棉花，都會動用公帑，為自己的區議會與政黨印製彩色帆布，內容豐富，網民稱之「無奇不有」。曾任灣仔區議會主席的社區工作者黃英琦，見證區議會文化漸漸改變，今天撰文重申地方議會職能。一切從新任政務司長林瑞麟一場飯局談起……
區議會選舉提名期開始前一天（9月14日），林瑞麟局長在賽馬會會所宴請十八區區議會正副主席，臨離去時站覑「扑咪」，告訴等候的傳媒：來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將削減三分一，由102名降至68。在他掛覑「既定事實」的表情宣布時，站在後面的區議會正副主席代表也一字排開，機動的成為背幕。宣布如此逆民意和民主倒退的信息，只消一頓飯，還索性順道在現場輕描淡寫的公布就算了，反正有人附和。
一頓飯，一聲令下
再把時間推前一點：9月3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安排了一場大龍鳳，有林局長主禮，歌星獻唱，以一台嘉年華宣布區議會選舉開始。這兩個事件是當下區議會嚴重被矮化的見證，暴露了區議會在政府心目中的卑微角色：一是歌舞昇平促進和諧，二是擔任啦啦隊，堅定不移的為政府政策護航。
每4年一次的區議會選舉，耗費公帑2億，500多名區議員的薪酬津貼，總開支每屆超過12億，區議會可動用的活動和工程撥款每屆也逾12億，再加上為區議員服務的民政處和其他政府開支，要維持18個區議會今天的規模和運作，政府在每屆區議會花的公帑起碼40億，為的是什麼？
在西方社會，地方議會是良好民主管治的關鍵，它推動地區的長遠可持續發展，協助政府思考宏觀藍圖，監督政策和工程的有效落實，按社區需要調動資源，鼓勵市民參與，建設民主的社區體制。地方議會大部分擁有適當的權力，可以「區事區辦」，與民共議，也可提出具地區特色的解決方法，不用事無大小稟告中央，再由中央發施號令。
香港的區議會卻不一樣，它雖是「地方行政」的一環，但只是花瓶，毫無實權；由建制主導的區議會也相當封閉和因循，滿足於現狀，沒向政府要求更多權力。弔詭的是，連泛民政黨都提不起勁推動社區民主或倡議區議會的改革。而選區過細，只有一個屋鸷或幾條街道，也讓區議員的處事文化缺乏大都會應有的文明和包容，氾濫覑小區的自私自利。
在兩個市政局被取締後，區議會是政治階梯底層，理應是政治人才的培育基地，但從此制度培育的究竟是怎樣的議員和政治人才？
地方議會的重大責任
18個區議會，405個選區，令區議員對所有「厭惡性設施」都異常神經過敏，為了維護「居民利益」，堅持「不在我的後園」（NIMBY-Not in my backyard的心態，在地方議會常見），動輒反對在區內興建不受歡迎的公共設施。垃圾站是最常見的例子，曾被區議會否決的，還有精神病患者康復中心、骨灰龕場、大學宿舍，還有公屋。這最後兩項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大學宿舍和公屋也是「厭惡性」設施？原來，居民擔心宿舍太喧嘩，令周邊樓價下跌。公屋呢，就是擬建地段附近的豪宅居民反對，也是擔心影響樓價。當區議員的，總要站在居民的一邊。
最滑稽的還有兩項。面對香港缺乏合法骨灰龕場的難題，曾特首發火並親自處理，高調喝令區議會摒棄「不在我後園」的心態，但他的決定卻是另一極端：「區區都要有骨灰龕場」。於是，人口最高密度的油尖旺區，其區議員也要應酬特首的呼籲，在油麻地榕樹頭旁的天后廟，加建寥寥數百個骨灰龕位。
另一項是「成功爭取康文署處理木棉絮飄散問題」。話說北區某社區有不少木棉樹，每年春天，大紅木棉花盛放。一天，居民發現有工人在修剪木棉樹，把木棉花都摘下，他繼而發現附近有某區議員的橫額，寫上「成功爭取康文署處理木棉絮飄散問題」等大字（如右圖）。該議員後來解釋說，有居民說自己有鼻敏感，受不了木棉絮，他就建議康文署把木棉花剪走，以「解決木棉絮問題」。
區議員視野被小選區局限，不懂求同存異，為求討好選民而做的「政績」愈來愈荒誕，直接影響區議會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更要命的是，過去一屆區議會也充分顯示他們樂於擔任政府的「啦啦隊」。
去年底，政府提出申辦亞運會，展開諮詢不久已引來社會反彈，認為是好大喜功、勞民傷財。在一片反對聲中，卻起碼有七個區議會支持政府申辦亞運，原來是政府承諾擴建區內某些體育設施。後來申亞不成功，政府取消擴建工程，區議會不滿，但已被利用了。
區議會「成功爭取」皇后碼頭搬遷？
2008年，政府否決在愛丁堡廣場原址重置皇后碼頭，決定把舊皇后碼頭搬到中環新海濱，並表示這是尊重社會的「主流民意」。當年，建築師和保育界均認為碼頭應原址重置，但在諮詢過程中，卻出現來自區議會的「壓倒性統一意向」，在18區當中有16個區議會支持皇后碼頭的搬遷。不僅這樣，各區通過的動議字眼竟非常相似：他們當然不是「心有靈犀」，只是收到同樣的指示而已。
區議會不應是啦啦隊，不應協助政府製造「主流民意」。區議會應是推動社區民主的平台，是培育新一代政治人才的搖籃。區議會的運作應公開透明，讓市民監察；其文化也應尊重多元，尋求「和而不同」，而非把不同意見當噪音，排斥異己。
可是，過去4年，我看得見透明度的倒退，如項目撥款多在閉門會議進行；看得見議員向政府效忠，看得見區議員努力在細小的選區內搞活動拉票，不斷重複「蛇齋餅砀」，看得見大黨的霸道，以投訴和各種手段「淨化」社區的公共領域，卻看不見區議會在推動社區民主，看不見區議員有建設社區，推動民主參與的管治理念，看不見區議員可以成為未來之星，爬上政治階梯。
喜見社運青年參與選舉
當然，在封閉的大環境中，每區仍有創新和熱心的議員，現在這肯定是少數，影響不了決策，改變不了主流作風和文化；關鍵是，公民社會如何表態發聲，推這些革新者一把？
我曾任市政局議員5年，區議員8年，當中有4年任區議會主席。我曾嘗試勾勒社區發展的藍圖，推動居民參與規劃，讓議員、專業人士與街坊一起構思保育方案；我和議員曾成功促使「寵物公園」的誕生，突破充滿限制的社區公共空間；我們也推動了不少研究和出版計劃，為區議會製造紀錄和話語權。我認為，就算區議會只是諮詢架構，也可以討論全港政策，制定立場書，影響行政和立法機關，只要議員不接受其角色的局限，只要他們不劃地為牢，不要自我矮化。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開始了，候選人年輕化，新興政黨和團體湧現，也喜見一直參與社運的一群青年決定以新形式結集力量，參與選舉。可惜，我暫時看見的候選人政綱，毫無新意，甚少人有營造社區的理念。
民主發展不能只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如何產生，民主也不只4年一次的投票，社區需要實踐「天天民主」。若區議員是香港未來的政治人才，我們就不能只當此人是街坊保長。但願新當選的區議員之中，有人能開啟區議會封閉的大門，打破「不在我後園」的心態，跳出「蛇齋餅砀」模式，不犬儒，不對政府言聽計從，對社區建設有理念，對促進居民參與有承擔，學懂如何參與決策，帶動社區的民主和創新。
作者簡介：黃英琦，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前灣仔區議會主席，2001年獲政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熱中倡議創意文化教育，乃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的核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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