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三月新聞報道說杜琪峯和韋家輝在北京大學與學生座談新片《單身男女》，我的心就直往下沉，老實說我並不喜歡《單身男女》這種CEPA電影，純是苟且偷安的生意經，誰都可以做，可是倘若由杜琪峯來做就未免令人想到「淪落」二字。我不忍看著心儀的導演和編劇走上這條路，暗地向自己承諾，如果他再拍一部這種電影，就永遠和他們割蓆。五十五元可以花的方法多得很，一個常餐之外還可以來一頓下午茶，何必丟在這種皮笑肉不笑的所謂合拍電影裏。
當然這種只能有效幾個月的允諾很快成為歷史拋諸腦後，到了杜琪峯的電影上畫，兩條腿就不自覺挪到電影院去，半坐半躺消磨一個下午。《奪命金》出來後，有人第一天就去趕早場，評語只有兩個字「必看」。《奪命金》或許是杜琪峯對他自己執導第一部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的夫子自道，可是我更覺得有意思的是這齣電影的英文片名Life without Principle。
杜琪峯應該是香港電影近年最多產也最有政治觸覺的導演。今天在香港搞第八藝術有政治觸覺是很難討好的，討論香港政治？在這個所謂現代化都會，連出來參選特首的都遮遮掩掩了無勇氣；談中國政治？除卻只能講好話不能說壞話還能說別的嗎？打開報上電影廣告，那些顏面不全面目不彰的片子滿街都是，你會有興趣看中共開國中共建黨麼，走進戲院前就能猜到這些戲的中心思想和結局。這種預見力如果能用在六合彩和股巿那該多好，在電影裏就只會使人永遠不想回到電影院。
意在戲外是杜琪峯的特質，本來不算特別明顯，可是當香港每況愈下的當兒，觀眾如我者的這種感覺就出來，弦外之音愈發明顯。這些年的杜琪峯電影，《文雀》裏的上環街頭可視作懷緬老香港的心靈探索，細膩動人之處有著詩一樣的肌理，令人對從前香港有著一份不能按捺的追尋。這種香港感覺是杜琪峯電影的必然，由此上溯至早年的《黑社會》系列，片中挑釁香港和中共政治的大膽舉動，令回歸十多年慣了緊閉嘴巴半合眼睛思想跟北京走的香港社會怦然心動想起崢嶸歲月。
大膽挑釁香港和中共
從一炁化三清以至回歸基本，杜琪峯的電影簡而言之是走回香港電影的基本教義。香港電影從來不是今天那種CEPA電影，一九六七年暴動催生社會意識抬頭，如果說杜琪峯的電影是社會派，那末這張名單上還有不少人和電影——五十年代的中聯電影固然承襲意大利新寫實主義，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龍剛的《英雄本色》和《廣島廿八》，人文意識在今天看來只是一套和呂奇陳寶珠電影不一樣的影片種類，然而當年這種踰越傳統並向體制挑戰的新浪潮，帶給香港電影觀眾不一樣的視野。
香港一九四九年後一直是政治城巿，英國人雖有「借來時間、借來的地方」自嘲，但這城無時無刻充滿政治，有國共內戰延續的十一及雙十，有東西方冷戰的圍堵和反圍堵，有中共刻意留下唯一通向世界門隙的生存策略；甚至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以至九七回歸迄今，香港上空懸浮粒子裏的都是政治。這種氣候養成香港巿民的政治敏感，有意思的是，政治帶來的是自幼而成的棉裏藏針，既有避世不談國是的假作鈍敏感，也有牽一髮動全身的明顯銳敏感。那種老神在在的看似怡然，內裏是全身每條肌肉都繃緊的一觸即發。
例子多得很，前者表面不談國是，因為談了也浪費時間，可是劉曉波艾未未譚作人趙連海在這個城巿仍然有人討論，這源於每天讀報的心有所感，忠奸人鬼之間自有一把尺；平日飲茶灌水不談這些，某年某日全城出來上街馬上瑯瑯上口。後者是天天大講本土政治，哪管夜夜國民教育硬要把政治規限在官員釐定的範圍。在揮汗如雨的七一夏日，在嚴冬酷寒的CGO和中聯辦門外，在漆黑中只有幾點暗淡黃光的電影院，孔乙己式的冷漠底下人人有一顆火熱的心。
獨一無二的庶民特質
杜琪峯起初是商業電影導演，就像哥普拉一樣，拍《教父》是從商業角度出發，想不到一片大紅，從而奠定無可匹敵地位，愛拍什麼都可以，信手拈來都是戲。這一轉折也在杜琪峯身上發生，OL電影《孤男寡女》之後，杜琪峯的香港情感汩汩而出，雖然中間走前三步後退一步，但悲天憫人的特質卻像流水那樣自此不可倏然而止。我不想把杜琪峯標籤是誰和是誰的附屬品，但我仍得不顧一切地說出一己管見﹕從《柔道龍虎榜》（二○○四年）向黑澤明致敬開始，我恍忽感到杜琪峯的路子和黑澤明有著相似的元素。
這是主觀感覺，不同意者可提出一千個理由反駁，但電影解析是一種主觀論述，在杜琪峯的後孤男寡女年代作品，大城小景（或小民）的影像和意念無比突出，哪怕是《PTU》的老差骨，《大隻佬》的灣仔舊街，《黑社會》的九龍城，還有電影裏的資深演員譚炳文王天林蘇杏璇諸位穿場過景，每格菲林對舊日香港的人與事憶念躍然而出，這種庶民電影的感覺令心懷香港的巿民銘感五中。庶民電影的特質在於其特定價值觀，杜琪峯電影的正邪之說，實是香港社會一直所說的「搵食」價值判斷，說不上大奸大惡，一句話，都係為兩餐啫。
然而，這不是說杜琪峯電影內的人物形象模糊不清，相反，在善與惡之間他絕不求其是但，但那是遠超人們平常理解的善惡——善者，可以是《黑社會之二》的Jimmy仔，黑幫話事人之一，把對手捉到新界斬碎餵狗，他面對的大惡卻是大陸公安高官。山頭野嶺的那場戲，公安縱然給Jimmy仔揍得遍體麟傷也要干涉內政。惡之間有大有小，小惡在大惡面前只是小菜一碟，觀眾一面看一面心寒，我說的不是斬人餵狗那場官能恐懼，而是在香港橫行霸道的黑社會頭子在公安面前猶如小綿羊的無力，這是更大的恐懼。
作為旁觀者，我只能通過電影和杜琪峯溝通，但是我很想知道，除了王天林，黑澤明對他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因為在杜琪峯的善惡貧富宿命論裏，隱約看到《天國與地獄》（一九六三年）的人性光輝。黑澤明的人性美學，從一九四三年的《姿三四郎》橫跨到一九七五年的《德爾蘇烏扎拉》，引帶出的是「天地不仁，為萬物為芻狗」的命題。作為導演，向黑澤明致敬甚至學習絕無問題，佐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在《星球大戰》（Star Wars）裏的一高一矮兩個機械人，黑澤明影迷一看即知這是由《武士勤王記》兩個角色脫胎而來。荷李活經典電影用這種方式向黑澤明敬禮，甚至日本影業不景無戲可開，包括佐治盧卡斯在內的美國法國導演為黑澤明拍片資金奔走。這種八方支援慨然出手，正是在黑澤明電影《赤鬍子》裏的庶民哲學。
向黑澤明致敬躍然而出
香港電影和影人在中國近代史曾經扮演積極的政治和社會角色，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吳楚帆等大批粵語片演員登山涉水先廣西而越南，為的是不欲在日寇鐵蹄下違心拍片。這種政治覺悟在一九四九年後昇華為社會覺醒，中聯電影的誕生在香港電影史已然成為一段令人嚮往的神話，其背後動機之一便是改變社會的迂腐。杜琪峯近年多部電影帶出的意念，令人感到他正朝這一方向移動。這是寫實主義的突顯，然而更多的是庶民特質的善惡愛恨，在舉國舉港大講社會和諧的今天，杜琪峯有他的和諧觀，有他的善惡論，有他的處理辦法，《奪命金》的英文片名Life without Principle，迻譯出來是「沒有原則的人生」，這是對今天香港種種的反諷。沒有原則？誰夠佛山那十八人沒有原則？觀眾在寂靜的影院裏離座一刻，想起這個片名，必定會心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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