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從紐約曼哈頓下城區的華爾街伸延到上東城upper east side的富豪區是難以想像的發展。紐約的富人大多住這一段，約莫是東五十七街到東八十街，這裏有大都會博物館，也有中央公園東側景緻，是那種一個apartment單位有二十個房間的大宅，是那種大樓門前有一道簷篷管理員都穿畢挺西裝的尊貴地段。尊貴得不是有錢便能買到的那種——業主組成委員會，誰要搬進來，都得和委員會面談一次才決定會不會讓你買。這和人權無涉，這是階級。走在這裏的街上，不但警察多，大樓都有配槍的武裝警衛，蔣宋美齡去世前就住在這區。
看到連芝加哥的佔領活動也有三千人參加，我隱約覺得這次不是小敲小鬧——當美國最大最有活力的兩個城巿都有佔領華爾街活動，社會躁動不安已是躍然而出，這是混沌未明和混濁分清的臨界線，是山雨欲來的社會變革前夜。
美國天天都有示威，說不上是新聞，可是要說到全國範圍的，近半世紀只有零星幾次，除了這回佔領華爾街運動橫跨北美大陸，由東岸的紐約蜿蜒西進，經芝加哥沿六十八號公路西去加州，便只是六十年代末的反戰運動。當下佔領華爾街的規模是不能和反戰相比，那時是大學罷課，全國目光都在這批學生身上。那是躁動的年代，也是反抗叛逆的年代，西岸加大柏克萊分校的校園革命佔領教學大樓，東岸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沿外牆水管攻進校長室佔領圖書館，紐約大學學生從學校大樓吊下幾十呎長的示威標語「You Can’t Kill Us All」。有一種歷史總結是說，美國傳統老左派操控了反戰運動，其實幾十年來澄明落定，老左派的身影在浩瀚人海早已湮沒，相反，那時代表新一代美國人民覺醒的意識型態佔據了主流。新聞記者Charles Kaiser在《1968 in America》明確點出此一特質﹕the reshaping of a generation（重塑一代）。
雖然年代不同，但我還是必須把佔領華爾街運動和反戰運動結合同等觀之。相隔差不多半個世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國經歷了中南半島的潰敗，石油危機的挫戕，冷戰的敲打，列根年代的二十厘聯邦利率，竟然沒有吸收教訓自我調整完善，拐了個大彎又走回以前的老路來。一九六八年，加大柏克萊分校的學運開宗明義打出改革美國社會的訴求，今天看來，四十三年間前後一樣——以自由主義經濟制度和議會民主政治，以及改良主義社會安全制度作為美國國本的一切，在財團壟斷以及偽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嚴重威脅下，新生代的美國人何去何從。
新生代美國人何去何從
按道理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善於總結經驗的國家，因為只有二百來年歷史，沒有源遠流長的包袱，事實上美國經過每一道坎都有助自身完善，為何單單不能從憤怒的六十年代汲取教訓，到今天終於捂不住再一次爆發？這須從美國的社會結構說起﹕四十年前的美國和今天的美國並無大變，人們當然可以爭辯說，總統換了人媒體多了資訊氾濫到吃不消，和六十年代的臭屎密冚完全是兩碼事。
這是大謬。美國仍然是一個獨大無二的龐大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不妨找一下四十年來的美國財富和權力結構，仍是那些壟斷性行業巨頭，金融、資源、傳媒等依然掌握在少數財閥手上，儘管這些財閥在這些年數易其主，歸根結柢仍是那幾個。我用美國三大電視網來做例子，這是影響美國人民生活最普遍最深入的institution，如今夜間新聞收視率全美第一的全國廣播公司（NBC），後台老闆是通用電氣（G.E.） ，NBC的總部在紐約曼哈頓的鑽石地段西五十四街的洛克斐勒中心( Rockefeller Center）。通用電氣是什麼類型公司？我舉出它的一些產品﹕能源、戰鬥機引擎、金融信貸。至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今天的控股權在一家叫Viacom的集團手裏，這集團就是本來的哥倫比亞電視控股公司，公司的主要股東則是大名鼎鼎的西屋（Westinghouse），這家公司也造些家庭電器像是雪櫃之類，但Westinghouse最利錢豐厚的收入是核電及能源技術。至於美國廣播公司（ABC），大老闆是迪士尼集團。這些企業賺的都是大錢，不少更是只有國與國之間的重大交易——核電、軍工產品，都是國際政治的元素。
舉一反三，財富和權力這對孿生子早已有之，然而當具體體現在美國日常政治的時候，人們會發現，五百三十五名聯邦參議員和眾議員，他們之中不少是在控制全國絕大部分財富的百分之一人裏面。主要原因，這些議員多數是律師出身，他們走進國會議事堂前的歲月，不少是代表law firm進入各大銀行和企業的董事會。雖然當上議員後暫時要撇清商業關係，但這種隱性的權力和財力關係，無法令人放下心裏堆壘。在美國電影裏，記者和議員都是所謂正義的代表，某些粗糙的B級片，更把這兩者勾勒成社會救星。今天看來，電影果然是第八藝術，是人類幻想下的結晶。
不信任議員也不信傳媒
美國民眾這次走上街頭佔領華爾街，除了眾所周知的反對金融資本主義和抗議政府姑息貪婪無道的金融機構與其主事人，更多是對美國社會出路的死心。他們不信任議員，因為議員和財閥朋比為奸，他們不信任傳媒，因為傳媒對他們不屑一顧。我為什麼要把今次的佔領行動和一九六八年的反戰示威相比，便是這四十載間，歷史竟然複製了一趟，並且細緻得連一些關節眼的精要也完整無缺再造出來。
一九六八年是美國近代史最血腥最衝突的一年，一年之間，馬丁路德金和羅拔甘迺迪先後遭剌殺，政府的調查和傳媒的報道完全不能平伏社會的質詰和疑慮。一九六八年八月，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全國代表大會，芝加哥是民主黨地頭，奧巴馬也是從這裏走向白宮，從美國傳統的社會及政治格局而言，民主黨的理念比較傾向左派，雖未至於有着天生而來的悲天憫人，但總的而言政策是左傾的。可是在當時的混沌時刻，美國社會連民主黨也不信任，以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湯姆海頓（Tom Hayden）為首的七人潛入民主黨全國大會會場大肆搗亂，連社會地位崇高的哥倫比亞電視台記者丹拉瑟（Dan Rarher）也遭推撞，史稱芝加哥七人幫事件（Chicago Seven）。事件主角後來的人生路受到這場衝突影響巨大，學運出身的湯姆海登娶了同是反戰象徵的演員珍芳達，二人其後離異，湯姆海登一度進入建制當議員；阿比霍夫曼永遠留在建制之外，變成永遠的憤世疾俗。二人結局迥異，但中間之路大致相同，在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下，一言一行都受到舉報，霍夫曼一份長工也找不到，終年靠散工為生。湯姆海登比霍夫曼幸運的是沒有英年早逝，留着生命待到事發三十年後，憑着《資訊法案》找出三十年前聯邦調查局的跟蹤紀錄，儘管誰是舉報人這一欄仍是用黑墨遮蓋。
對於芝加哥民主黨會場衝擊事件，官方的說法是「嬉皮士」受迷幻藥影響力毁壞會場，然而事實是學生領袖把矛頭對準美國社會的兩大民主傳統的民主黨和傳媒。這所以當奧巴馬表態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運動卻不見歡欣雀躍；而示威者進入曼哈頓富人區的其中一個示威目標是傳媒大亨梅鐸，不信任在睽違四十年後再度在美國地平線上冒現，人們就不得不把今天和一九六八年對比。這種歷史循環是偶發多於必然，抑或是多種的必然構成歷史的無法逃循，就必須從美國的政經複合利益集團這頭怪獸說起。
美國衰落因政財結合
一九七○年，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哈克（Andrew Hacker）寫了一部《美國時代的終結》（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在美國仍是世界第一的超強年代便指出美國的衰落。今天看來，這位出身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果然非同凡響，四十年前已指出美國的衰落必然緣於政治力量和經濟財閥的結合。類似的自由派思潮在八十年代風行一時，但哈克早着先鞭，認為在二次大戰後，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巿，美國人民的生活與工作方式及思維出現重大變化；財團和政治結合，企業的政治捐獻令政客在選舉如魚得水，當選後遂以各種方式回饋財團。這種旋轉門的結果，是美國成了「美利堅公司」（America Inc.），老闆就是財閥。同一時間，產業革命和科技更新大潮，使得企業間的競逐更形激烈，美國進入一個只有去路而不會有退路的所謂強權國之道。
核心問題便是在這裏。哈克指出，美國這種大國夢帶動出來的利益沒有落在人民身上，因着強大的商業競爭，最大化的企業利潤指標無法惠及低下層工人。哈克的觀點是傳統美國左翼觀點，也許有人會說值得斟酌，但他確實指出實際情况，「美國的生活方式已經不值得別國模仿」。這部書成於一九七○年，十年後重印，哈克提出美國只有兩條路走﹕一是打腫臉皮充胖子硬撐下去，一是承認自己不再是強權。這種大國興衰論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再次出現，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保羅甘迺迪在他於一九八七年的《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提出大國的起落和軍事力量的關係，算是另一種補遺，但那是後話。
今天美國政經狀况和六十年代末相似，國力受到挑戰，當年是軍事長勝軍栽在越南，如今是經濟實力快速下滑；政治上國民對政府失卻信心，當年是民心思變得連在位的詹森都不敢尋求連任總統，如今是奧巴馬的變革思維沒有人信膺。美國再一次來到歷史大變的門檻前，這一回，能否起死回生不在於外力，當年尼克遜靠與中國破冰拉起民眾期待，可是如今的美國能做些什麼，減稅？QE3？抑或換一個總統，還是換一個國家？破曉時分什麼時候才會來，對三億美國人民來說，這是難以將息的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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