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自報家門，我不是蘋果一號粉絲，家裏只有一部iMac G5和口袋的iPhone，若不是那年王慧麟半強迫推我買那G5，今天還是用IBM Thinkpad。既然買了，平日上網算也夠用，Mac機壞了修理費貴得和買一部新機差不多，儘管G5已經老態畢呈，我還未決定買另一部Mac機。要我寫蘋果產品如何創意拔群，在這一層次而言確是找錯了人。
下筆時我倒想起八十年代末有次在紐約下東城區找朋友，車子在街道上轉來轉去，後來停在一幢大樓前出了不去。大樓平台有一個大大的廣告招牌WANG，今天電腦新世代一定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可八十年代這名字和今天的Apple幾乎一樣響亮。那是王安電腦，一個移民美國中國工程師的嘔心瀝血產品。
王安、喬布斯以至蓋茨都有着一樣的同質性﹕夢想。王安的夢想是一個中國工程師飄洋過海到新大陸打造出電腦王國；蓋茨當年從哈佛學生變成Harvard Drop-Out也是為了他的夢想；喬布斯的像經濟學供應學派那樣，向用家提供一個夢想——我猜，在商管課程裏喬布斯比起王安和蓋茨都難教﹕你純粹向用戶提供一個期待，而這個期待每次都不會落空，行嗎？
這篇周記標題來自八十年代一首舊歌《誰能明白我》，那是我們充滿夢想的年代，今天說來也許老套了一些，然而我還是頭也不回的用上了。
喬布斯去世之後其中一個話題是美國為什麼能孕育出這電腦奇才。一般的回答總是不離這些﹕美國教育制度良好、美國創意氛圍濃烈。我也同意，沒有那種開放式教育，不相信能造就出連綿幾代的創意天才。喬布斯勉其而言是工藝家多於電腦專家，但如果一個社會正經八百要求電腦行業掌舵人要具備研究院或以上的電腦科學水平，喬布斯恐怕連排隊也無門。我更加同意，事事要按國家指定政策發展，處處要跟指引的地方也不可能出現喬布斯蓋茨這些人。在美國，「個人」是一個獨立受憲法保護的單元，是基本上只要不犯法便不受羈束的獨立體。「個人」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那是沒有身分證的地方，一般人身上可以證明自己的只兩樣﹕車牌和社會保險卡。車牌上是有照片的，各州自行發行，我有加州和紐約州駕駛執照；保險卡是聯邦政府的，上有一行十一位數字而沒有照片。像香港警察那樣在街上找個人查身分證，在美國弄不好會給人告到法庭去。
我想說的是不是這些硬體，是形而上的，是夢想。
禮失求諸野的反射
這幾天幾樁大事夾雜交叉紛陳，辛亥革命百年就在眉睫，喬布斯去世，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諾貝爾和平獎頒發，於我而言，這些都是夢想，不同的是以各種方式體現。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的大夢，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一九○二年，孫中山先生為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為他寫的自傳《三十三年落花夢》作序，「共建不世奇勛」其實就是孫中山的中國夢。至於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是六十年代以來首次跨地域跨城巿的社會運動，是廣義上的美國左派的平等社會夢想體現。諾貝爾和平獎雖在去年受到北京一再污衊，但其代表的人文夢想，客觀上是一把尺論斷人間。
然而使得我感到稍稍納罕的是，喬布斯去世，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一種頗為奇特的現象，有關逝世的報道鋪天蓋地，比起辛亥百年佔領華爾街和諾貝爾和平獎的都多。那天我只在電視前待了十五分鐘，喬布斯和蘋果的整套發展史和個人理念全部一字不漏當場灌下，這還未計翌日印刷傳媒的大版殺出，美國式的夢想在兩個不同的空間讓香港巿民感受甚深。誠然，喬布斯近年率領蘋果大軍東征西討殺得對手落花流水是事實，蘋果把產品變成一種期待更是讓人呆了眼，但蘋果畢竟是一種商品，這樣的全面深入的報道，只是因為觀眾和讀者知的權利？
沒有孕育夢想的空間
新聞帶動社會追尋其背後的義理，這次喬布斯的報道規模，看到的不僅是新聞供應學派的一種手段（你要？給你，塞飽你），造成喬布斯新聞大型化是因為禮失求諸野的艷羡。這些大版文字大量畫面背後的是對夢想的追求反射——我們沒有這樣的科技人才icon，更加沒有可以孕育夢想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氛圍，我們只得在外國人的夢想裏一遂凌雲志。這種意在言外的政治特質，喬布斯去世的報道已非第一次了，人們也許記得，近年來，本地多次大型示威集會，其中一首常唱的歌曲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歌曲《We Shall Overcom》，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最著名的人物是馬丁路德金牧師，他最著名的演說是在一九六三年華盛頓獨立紀念碑二十萬人前的《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這種把香港社會改革夢想充塞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做法，並非香港社運諸位先生江郎才盡，而是我們根本沒有自己的夢想載具，不得不借用黑人民權運動的一用，不同的是，這次的載具是喬布斯去世。
我們不是沒有夢，《莊子》是中國文化裏論述夢的最著名作品，而是我們在今天的現代社會不允許有夢。當然，要發崛起的強國夢是領導人專門獨有的，在這種寧願犧牲一切以臻此境的夢想，人民的權利棄之如敝屐。近代中國歷史裏這種夢不少，中共領導人從兩柄菜刀鬧革命到一統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由來都源於一個夢。周恩來少年赴日留學前夕，給小學同學郭思寧寫下「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在留學日本的日子裏，周恩來首次接觸日本學者河上肇翻譯的馬克思著作，這無疑是少年周恩來的夢想。可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夢實現後是連綿不絕的噩夢，中共要超英趕美的大夢搞出了大躍進，三千萬人餓死，三千萬個家庭從此「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那是不堪回首的夢裏依依。
庸俗化下哪許有夢
不許有夢已然成了中共文化的特質，大陸上今天有各式各樣的夢，從高官的強國夢到商人的發達之夢，老百姓買球彩也希望一注獨中橫財夢，除此之外便不能擁有了。比如說，老百姓個人權利維護的夢想可能是尋釁滋事的控告對象；民主夢曾經是有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曾是浩蕩如林，之後夢想在槍聲中遭撲殺，有着這些夢想的一些人從此流亡海外，至今仍是夢想回到祖國而不可得。香港稍好一些，小敲小打的夢沒有人來阻，大一點的，像是確實執行「一國兩制」這些，本來有望成真，如今都付諸東流，如果還有人認為鄧小平說的「一國兩制」能夠全面落實，這個春秋大夢也未免太過虛了。
失去了夢想的城巿是行屍走肉，我們這裏的一些人認為，夢想必然和未來扯上關係，於是開山劈石起橋修路，然而我們真的歡迎這些夢想乎？一條高鐵把村民的家園之夢砸毁，灣仔喜帖街的小商人之夢皇后碼頭的保育之夢，都在大筆一揮下粉身碎骨。這種漠視人文的要香港翻身的強勢之夢，初推出來不乏積極回應，然而發展到後來只是地產霸權勢力的彰顯或版圖劃分，人們不禁氣餒了，難道保衛家圍的夢想，必須在所謂發展的大纛下化為烏有？這幾年，作為一個經常讀報的巿民，我只得一種感受，天天在追逐所謂邊緣化人民幣中心忙昏了頭，這固然是吃飯為本的中國式人權，可是我們自己的夢想呢？朋友裏放假去台灣走走的愈來愈多，我不完全相信那是因為誠品或是燥肉飯和南京牛肉麵，那是在謐靜的深街小巷裏的home town感覺，是在中正紀念堂前看着帶着微笑靜靜走過的人群的tranquillity。
不是美國或喬布斯才可以有或可以製夢想，其實中國人也可以，可是海峽這邊的中國人為何出來的是量產的大國夢，而不許有小資成分的小小一個家。大陸搞慣了政治運動，自有他們的一套哲學，要改也不是三朝四日能改得來，痛心的是香港，那種齊來大幹快上的粗糙，如「起錨」運動，那種熱火朝天的胡來，如國民教育，這是我們這個社會沒有夢想的由來。政治上，中共和特區政府控制一切包辦一切；社會上，我們在庸俗的社會體系和價值裏失去了自我。兩處合龍就是丟棄一切緊跟黨中央國務院的大潮走。
詩歌與夢想同一境界
諾貝爾文學獎公布那天晚上，我在喬布斯的一生文章裏掙扎求存。那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夜晚，瑞典詩人Tomas Transtromer獲得遲來的肯定，黃燦然說這是實至名歸；同一天，一個也具創意的蘋果教主走了，一來一往之間，世人思念之緒，都是源於詩以及詩一般的創意，這兩人代表的毫無疑問都是夢想。美國桂冠詩人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詩是譯不出來的）。詩歌和夢想其實都是一種境界，譯不出來，不能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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