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發展局公布將與廣東省簽訂2012至2014年的東江水供水協議，上周，特首曾蔭權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也明確指出，政府已在將軍澳預留土地興建一中型海水化淡廠，政府並正就該工程項目進行詳細研究和實地勘察。關於香港供水的問題，近日再次引起社會較廣泛注意。此刻，我們或許也應該認真的想想香港供水的未來。
我們都說，香港人只懂按成本效益的角度（cost benefit analysis）分析問題。這幾天關於香港供水問題的討論，正是如此：圍繞東江水協議，傳媒的焦點是東江水水費增加的幅度，以及其對香港市民水費負擔可能造成的壓力；針對海水化淡廠專案，媒體的報道，不少也側重於海水化淡成本偏高，相比東江水仍不划算云云。
廣義的城市安全問題
我要指出，供水是城市最根本的生存條件，而供水體系的營建，也關係到城市的生存能力，是廣義的城市安全（urban security）的問題。因此，供水問題，也就不是成本效益的計算能予以有效分析的。較年長一輩的香港人，也嘗過五六十年代的水荒之苦吧？可以說，那連年的水荒，是香港開埠以來所面臨的其中一場最嚴重、最持久的城市危機（urban crisis）。幾十年來，香港得到東江水源源不斷的供應，水荒危機不再，市民的危機意識也變得薄弱。可是，香港人有沒有想過，有一日東江水將不再供港，或不再能應付香港的需求？
這問題既現實，也迫切。首先，全球氣候暖化，東江流域降雨量減少，東江將步入連續的枯水年，其供水能力下降。再者，沿東江的內地城市經濟高速發展，其工商農各業用水需求增加，對東江的供水進一步構成壓力。香港依賴於東江，每年輸入的東江水佔香港的總用量超過70%。東江水源緊絀，香港能獨善其身嗎？當然不能。
因應東江水量有限，2007年廣東省水利廳推出《廣東省東江流域水資源分配方案》，訂出東江最大年取水量為106.64億立方米，並按此對惠州、東莞、河源、深圳、廣州、韶關、香港等8市的供水作分配。為此，幾年來城市之間已就日益珍稀的東江水資源展開競爭，以求得到更大的份額。香港雖因政治原因而得到保證較穩定的供水量，然而，未來香港若要求繼續保有穩定的東江水供應，也將無可避免要參與到這場水資源競逐之中。前天政府公布的東江水新協定顯示，香港未來3年的最大取水量為8.2億立方米。傳媒或未有注意到，這比上一張協議所訂的最大取水量11億立方米，大幅下降超過25%。這意味什麼？香港是否在這輪東江水資源搶奪戰中敗下陣來，而致能取得的份額減少？這對香港未來的供水，有何深遠影響？對此，發展局應予以澄清。
在水資源的爭奪戰中，內地城市都很進取。除加入爭逐稀有的東江水外，它們已着手準備，並投入巨資，務求在東江水以外能開拓新的水源：例如，深圳正考慮借廣東省的「西水東調」工程，從水量更豐沛的西江引水，同時，該市也着力興建大型水庫，蓄收市境內集得的雨水，並加強污水循環再用等。惠州則致力改善其市內淡水河污染的治理，以該河水源加以利用。東莞嘗試提高水庫的利用率、從區外調水等，以減少對東江的依賴。
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說到，「香港作為珠江三角洲經濟區負責任的一員，要探索其他供水源，滿足香港需求」，說穿了，香港也和其他沿東江流域城市一樣，要減少對東江的依賴。如此一來，東江的負擔固然能有所減輕，香港也能得到較可靠的額外水源。這是香港籌建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的背後考慮所在。
我要重申，供水體系的建設關係到城市的最基本生存能力，因此供水體系的籌劃，不應受限於一時的成本效益計算。當大力推動時，政府就不要手軟。不容置疑，政府興建海水化淡廠的建議，是2003年董建華的施政報告提出「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以來，對香港水資源管理和建設的最具體的政策措施。然而，該計劃的規模有限——首期運作可生產全港用水的5%，第二期時供水量提升至9%，能否有力解決香港未來要面對的水資源緊張問題，仍有疑問。
水務規劃停頓了30年
筆者曾另文提到，在二次大戰後，直至1978年底萬宜水庫建成為止，香港的水務建設，無論在規模和技術創新上，曾領先全球。當時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船灣淡水湖、萬宜水庫等為保證香港自主獨立供水而建的工程項目，莫不令港人引以為豪。在本地的水務規劃停頓了30年後，香港是時候再邁步。而逐步減少對東江的依賴，重新建立起香港本地自主的供水體系，應是未來水務建設的方向。除海水化淡、改善現有集水區效能、更換老舊水管等「全面水資源管理」框架內所訂的措施外，香港還有沒有更大膽的水資源管理的設想？有關的工作，步伐能否加快？有關香港供水的未來，是否應得到社會更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延伸閱讀：
李家翹（2010），〈為何香港依賴了東江水？再思香港的供水故事〉，于許寶強（編），《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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