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從來對辛亥革命這段歷史都不感興趣,因為從小到大,在我們的歷史教育裏,辛亥革命、孫中山(甚或「國父」),都屬於如耶穌、孔子一類,只可以是朝拜的聖人,卻少有反思、批判的空間。尤其兩岸政權,為了各種政治的理由,都不會觸碰這隻罕有地兩個政權都崇拜的聖牛,於是,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彷彿是一塊只有一起朝拜、沒有爭議的歷史聖地。

香港處於兩岸之中,政治相對中立之地,理應有更多反思批判的空間,可惜百年辛亥革命鋪天蓋地的紀念活動,卻又染上一套港式的膚淺,一些重要歷史,以幾句套語式說法,輕輕帶過。所謂「套語歷史」,如古代皇朝末年,必來個「皇帝昏庸」、「宦官弄權」、「民不聊生」、「民變四起」。同樣,辛亥革命也是幾句套語,什麼「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屢敗屢戰」、「終於推翻腐敗的清朝」、「建立民國」,寥寥幾句就把歷史關節帶過,餘下就只是如何「學習」、「延續」、「發揚」辛亥革命的愛國精神,慨嘆「國父」理想今天還未達成,甚或停留在追蹤「國父」在香港的足迹,在香港哪裏住過、哪裏開國會、哪裏讀過書,如何受香港經驗啟發革命思想等。追尋歷史遺蹟固然有意義,但若過火,就變成把自己的臉往這頭本來已經鋪滿金箔的聖牛貼上去。

趁此百年紀念,歷史的反思,應該有一個新的局面。可惜這些紀念活動,來來去去,千篇一律,一些重大問題都未見思考﹕

一、辛亥革命=孫中山?

傳統歷史論述,辛亥革命從來都和孫中山畫上等號,彷彿從革命思想的萌芽、到整個革命運動的推動,都是他一個人的事。任何紀念活動,例必以孫中山開始、以孫中山結束。最誇張莫如電影《十月圍城》,彷彿孫中山來香港開一兩個小時的會,就可以改變中國的命運、拯救億萬中國人,於是文人武士、販夫走卒,都拚命為一兩個小時的會議開路,死不旋踵。

最近雖然也有不少討論提到其他人如黃興、楊衢雲、宋教仁等人的功績,但除了為歷史人物「平反」這類中國歷史邏輯之外,更加迫切要思考的問題是,這種個人化的歷史陳述方式,從何而來?背後有否政治目的?俄國革命之後,史太林排斥列寧的老革命同志托洛茨基,把他打為異端,把自己塑造成列寧革命正統的繼承。同樣,蔣介石把比他更早參與革命的汪精衛和國民黨左派排出權力核心,把自己塑造成孫中山之後的革命正統,放大孫中山的角色,目的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孫中山到了革命成功之後,大搞個人獨裁,黨員要向他的個人肖像宣誓,又主張「黨國」思想,以黨代國。這一切,與後來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國民黨一黨專政、黨國不分,把代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當作中華民國的國旗,把「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當作國歌,到底有多少關係?當中孫中山要負多少責任?談辛亥革命,不談革命前各方組織如何合流,不談革命後國民黨內各派如何鬥爭排斥,自困於個人化的歷史,自然沒有反思的空間。

二、清朝究竟是如何崩潰的?

辛亥革命為之「革命」,並非如法國大革命般的大規模群眾自發叛亂,而是一場有組織有策劃的造反,最初是類似俄國無政府主義的恐怖活動,殺官員、炸官府,到後來武昌起義,變成軍事譁變,也是一千幾百人參加的事。問題是一個有兩百多年歷史、有4億多人口的古老皇朝,怎麼一推就倒呢?太平天國打了殺了十幾年、死了幾千萬人,都推不倒清朝,為何一千幾百人的「起義」就輕易把它推翻,連身在海外的孫中山都始料不及呢?

回答這個問題,對分析辛亥革命的成敗至為重要,因為革命不止要破壞舊秩序,更是要建立新秩序。一般的答案是,經歷過甲午戰爭、百日維新失敗、八國聯軍、以至保路運動,清朝的威望已經江河日下,各地勢力不受清廷指揮,倒下是早晚的事。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清朝於是正式完蛋。太平天國佔領了南京都打不倒清朝,革命黨連一個根據都沒有,卻猶如大衛打倒了巨人。如果清朝已經是將傾的大廈,那麼辛亥革命只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它只有扮演摧枯拉朽的角色,卻沒有建立新秩序的能力。如此,革命後的亂局完全可以解釋。

歷史上的所謂革命,往往後果不為革命者的主觀意志轉移,甚至出現與革命者預計相反的結果,這就是黑格爾(Hegel)所講歷史理性的狡詐。舊有秩序的象徵倒下了,但舊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還盤踞着千絲萬縷權力網,改頭換面以新統治的面貌出現,偷走革命的果實。清朝的殘餘勢力如袁世凱等北洋軍閥趁機奪權,證明辛亥革命根本沒有足夠能力完全剷除舊勢力,建立真正平等的共和。這埋下了日後共產黨更激烈、更血腥革命的伏線,千萬人頭落地,建立更恐怖的極權,歷史的悲劇和諷刺也在於此。

三、沒有縱向比較

這些問題,牽涉辛亥革命的歷史角色的評價。清朝崩潰前後,局面多少與古代皇朝如秦漢唐的崩潰相似,如先有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後有各地方勢力割據。從楚漢爭霸、三國爭雄、五代十國、到軍閥混戰,為何中央朝廷一旦瓦解,隨之必是地方軍事勢力割據和內戰?雖說辛亥革命推翻兩千多年的帝制,開創共和新局面,但究竟有多少是新的?又有多少是重複皇朝覆滅的老模式?縱向歷史比較,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四、沒有橫向比較

辛亥革命,西方歷史家稱為「共和革命」(republican revolution),這類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並非中國獨有,但凡從古老皇朝過渡到現代國家,大多都經歷這個階段。如果我們比較其他國家相類似的經驗,卻會發覺,從來從古老皇朝邁向現代共和,絕少一蹴而就,通常都要經幾番折騰,甚至最終出現比皇朝更暴力、更獨裁、更極端的政權。橫觀20世紀的歷史,推翻了帝制的國家,從中國、俄國、柬埔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等,幾乎無一例外出現暴政,甚至很多今天還在極端政權統治下。當中唯一的例外,成功「轉型」的,則是與當年同被西方人稱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與中國這個「東亞病夫」遙相輝映的土耳其,對於中國尤其是一個很好的比較例子。相反,順利從古老皇朝變成現代國家的,則只有未經「共和革命」的日本和泰國。雖然國情不同,但軌迹卻驚人相似,那麼,所謂「共和革命」,是否只是皇朝變成現代極權的一個過渡階段?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為何不可以多一點國際歷史視野,多做橫向比較?討論辛亥革命,只知道是中國的事,卻不知道咫尺之遙,有多少鄰邦命運相同,怎不叫人嗚呼?

五、民族還是民權?

更叫人納悶的是,辛亥革命主張民族主義,孫中山更痛恨滿州外族統治,「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漢人政權,但到推翻滿人政權之後,卻又提出包括滿人的「五族共和」,企圖把清朝佔領的新疆、西藏等領土遺產承繼下來,不讓其獨立。漢民族解放了自己,卻不去解放別人。俄國革命之後,改稱蘇聯,同樣不願意放棄沙俄時代的領土,但到蘇聯崩潰,也要讓這些非俄國民族國家獨立。中國今日尚未擺脫清帝國領土上的包袱、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民族矛盾更是計時炸彈,辛亥革命這種自相矛盾的民族主義,甚至背後隱含的大漢族主義,又要負多少責任?

我不是歷史學家,對辛亥革命沒有什麼研究,拋出這些問題,只希望歷史學者、有識之士指教,讓我們走出悶蛋的紀念活動,功德無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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