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弓 | 古籍编校的有关问题

近日，奉命仔细阅读了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珍贵文献丛书”之一的《汉文古籍图录》。古籍，对当今绝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年轻的编辑校对来说，已经显得很陌生。可能是基于这一原因，这本图书的编校质量就不免让人感到几分遗憾了。

似乎编写者第一道关就没把好，照直说，其古籍常识好像有点欠缺（我这样说绝没有偏袒编校者的意思，编校人员当然要为图书质量负主要责任！）。譬如，第15页，“牌记内容：丙申仲夏鎸，本衙藏版，周官精义，颍川连叔度编次。”对照次页图片，一眼就可看出这个类似今之图书封面的牌记，除了年代排位正确，其余藏版、书名、编者顺序正好排反了。盖古籍一律竖排，应该从右向左读，而编撰者当做现代书版，来个从左往右读，于是就导致了这一常识性错误。17页《礼记省度》牌记的错误与此相同。41页《历代帝王历祚考》的编撰者，搞成“吴继安、康候（应为侯）甫”更是错得太离谱！42页照片标明：“新安吴继安康侯甫编辑，吴明春伯生甫考正，孙用之尔行甫校阅。”显见，编辑者是新安人吴继安，字康侯；考正者吴明春，字伯生；校阅者孙用之，字尔行。古人有郡望、姓名、表字一并标出的习惯，三位编校表字后面还缀了一个“甫”字，更让编写者不知何意，却又懒得查工具书，于是就想当然地杜撰出一个“第二编辑者‘康侯甫’”。 有古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甫，按《说文》释义：男子美称也。因用于表字之后，后用以指人的表字，如孔丘就称“尼甫”，（亦可写成“父”，此书158页编订者写为“苏天爵伯修父”和“王守诚君实父”即是例证），而“台甫”就是询问别人表字的礼貌用语。

古书无标点符号，诵读时根据文义作停顿，或同时在书上按停顿加圈点，叫做断句。古籍排成现代版，必须加新式标点。“断句的难”，连鲁迅都承认。但其作为古籍整理的基本功，相关人员必须具备。此前审读过几部地方史话，见引用古文往往出现断句错误。此书144页《欧阳文忠全集》题下，“明正德七年（1512）刘乔刻，明嘉靖十六年（1537）季本詹治三十九年（1560）何迁递修本”。 后句句读应该为：嘉靖十六年（1537）季本、詹治（重修），三十九年（1560）何迁递修本。其中“递修本”也是一个古籍刻印的专用名词。凡一书版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中国的古书98%以上都是木刻版，一般是用梨木或者枣木刻一套版子。这种版子也许印刷了很多年，其中几块印烂了，文字有缺漏，再印刷时就得找一个另版本子照着补刻在里面。这补刻的文字若源于善本，则递修本也照样珍贵。所以在今天全国善本书目著录或者是珍贵古籍名录著录，仍然把递修本作为善本或者珍贵古籍来著录。

128页，《香祖笔记》撰著者，照片明白无误地显示为王士禛，而介绍正文标的却是王士祯。这里又遇到一个古籍阅读中常见的避讳问题。号称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的王士禛，在他去世后，因清朝避雍正皇帝“胤禛”讳，改名为“王士正”，乾隆即位后认为“禛”和“正”连读音都不同，于是再将其改称为王士祯。官家叫你士祯，那就士祯了。问题是他生前写此书时名叫士禛，而且书上印的也是士禛，我们今人又何必为胤禛讳，要印一个别字呢？

阅读整理古籍，有一行基本功——得认识繁体字。不认识，靠胡蒙就非出错不可。97页，标题《阶州志》的“阶”字就错了！同页影印图片显示的分明是“隰（xí）州志”，隰字并未简化，州在今山西临汾。而“阶”则是“階”的简化字，阶州在今甘肃省陇南地区。

还有一个粗枝大叶的问题。第3页称某古籍每行二十字，仔细一数，不对了，每行二十一字！第19页关于《五礼通考》的介绍，谓“吴鼎、方观承订”和“宋宗元参校”；实际照片显示的是：方承观同订；吴鼎、宋宗元参校。111页《鹖冠子》的订者，并列了朱养纯、朱养和两人，实际图片所示，订者就朱养和一人，朱养纯与汪明际是参评人。159页，《楚辞章句》的解说，有“[明]朱燮元、朱一龙校，明朱燮元、朱一龙官虞校刻”的文字，如此明显的重复，赫然上了版面，有关人员的粗疏，着实令人吃惊！诸如此类的差错，以及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只要稍微敬业稍微细心一点，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保护整理古籍，自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欲做好此项工作，收到预期效果，整理者首先要具备一些有关古籍的常识；或者请懂行的人把把关也行。不然，闹出“康候甫”那样的笑话，编者自己难堪不说，误导读者，那影响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