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周刊 | 郭宇宽:坚守“完整的良知”,抗拒“成魔的螺旋”——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责任

 “面对这种偏狭的正义感,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迎合公众的情绪,理不直但气壮地充当意见领袖;另一种是努力去平衡过激的社会情绪,即使面临着自己受伤害的危险。到底作何选择,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心底的召唤。 

 

我在网上发表了对“卢美美事件”和中非希望工程的看法后,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攻击,甚至有一些朋友说,郭宇宽你怎么是非不分,替无良商人和官员说话呢?我还想向他们解释一下,更过分的就直接上来骂人,还有人把我之前替徐永光说话的事儿都翻出来,说你一贯是腐败分子和资本家的走狗,我再为这种指控辩解,就显得很荒唐了。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并没有要特意为谁说话,只是想说一些公道话。我和卢俊卿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只不过看这种网络公审的情绪实在太暴虐了。

人家姓卢的反复解释,我是自己捐1000万是直接进中非希望工程账户的,我向企业家们劝募,也是直接进青基会专项基金,给非洲苦孩子盖学校,一分钱都没进自己口袋,还主动支持了100万办公经费。而网友和一些网上意见领袖光扣高帽子,一口咬定他就是要中饱私囊,震耳欲聋,跟当年广场审判反革命一样,根本不听别人的辩解。有网友,在我和他沟通后,向我道歉,说原来我没看清楚卢俊卿和中非希望工程还有青基会之间的关系,以为卢打着希望工程的牌子,自己捞钱呢,误会了。我都好笑,人家都解释了这么多遍,你们怎么不听呢?这样的网友能承认错误,已经算很不错了。到现在为止,包括那个跳出来起诉卢俊卿的大律师,没人真跟我一条条能把事实道理讲通畅的,有些还是搞法律,搞媒体的呢,讲不通道理,就说你肯定从卢俊卿那里领赏了。

为什么讲几句公道话,会得罪这么多充满正义感的网友呢?有人还质问我,你的良知到哪里去了?你到底拿了卢俊卿多少钱好处?让我感觉特好笑。其实私下向我表达慰问的朋友很多,还有人说要请我吃饭,我说也不需要,我没受什么损害,我是以忍辱为修行啊。

笑林广记中有一则笑话叫《痴疑生》,里面讲到一个痴秀才在看史书的时候,情绪很容易激动,摔桌子砸碗的。一天,他看到“秦桧杀岳武穆”这一段,很生气,拍着桌子大骂秦桧。他老婆劝他说:“家里十张桌子,你已经拍碎了八张了,不如把这张留下吃饭吧”。秀才大怒,骂他老婆说:“汝与秦桧通奸耶!?”上来把他老婆痛打一顿。网上有很多像这个秀才一样满腔正义感无处发泄的网友,他们痛恨贪污,痛恨腐败,痛恨官商勾结,但找不到秦桧来发脾气,就会摔桌子砸碗,我就扮演了秀才老婆的角色。

如今网络事件层出不穷,公众的亢奋情绪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这种情绪最后总是发泄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一个局外人,发表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也会立刻被划到某个阵营里去。如果你的观点恰巧顺应了网民的情绪,大家就鼓掌而呼,说你正气凛然;如果与网民情绪相悖,大家就骂你立场错误,缺乏正义感。民众这种来势汹汹的正义感,我把这称作“偏狭的正义感”。当然不是那些网友骂我没良知,我就没良知,不过我所追求的是完整的良知,就像亚里士多德说过:“道德是一体的”(Virtue is one thing ),是不可切割的。

如何理解“偏狭的正义感”呢?我举个例子。1945年,纳粹德国被赶出法国后,抵抗组织游击队重掌政权。一些的民众被德国侵略者压抑多时的爱国情绪,突然爆发了。他们干了件豪迈英勇的事情,将战争时期投靠德国人的法国女人强行剃成光头,扒光衣服,在全身涂满焦油,然后游街示众,这些照片现在还能看到,有一张照片里一个被剃光了头的法国女人,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大概是和德国人生的,但她没有遗弃这个孩子,这很触动我,边上一群法国民众在羞辱她。我不知道今天的法国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但我觉得那些女人虽然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也许她们不够坚强勇敢,道德上不完美,却罪不至此。那照片里,扒光人家衣服,在人家身上涂沥青的法国的男人们,我既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也许受了很多德国人的气,他们也许有亲人死在德国人手中,现在德国人跑了,只剩下这些投身德国人的法国女人,还不可气么?但又有些替他们感到难过,在战争时期没能力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女人,却在战后拿同样是受害者的姐妹同胞出气,以表现自己的正义感,这样就体现了法兰西民族尊严么?这些女人又有多大的罪呢?这样的正义感,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当年的法国人,我会出来劝阻么?我想以我的性格,我会的,估计我也会给骂成是“法奸”吧?

类似的正义感在中国同样存在。广州有个“弹弓队”,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上街砸日本车,号称“抵制日货”。你问他们干嘛要这样?他脖子一耿,我爱国!你能说爱国错了么?爱国并没有错,热爱国货也没有错,但用这种伤害同胞的方式,我是很不佩服。中国有很多政府用车和军车都是进口车,日本车,德国车居多,为什么这些“爱国者”们不去砸呢?我都很痛恨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买进口车,全世界都少有这么不检点的。人家一个工薪阶层,也许是图省油,买了个日本车,又有什么罪呢?

一个看到官员坐纳税人的钱买的日本进口车只会羡慕的人,也许他可能是无能为力,那不怪他,但看到普通同胞驾驶日本车却要上去踢一脚,丝毫算不上勇敢。缺乏耻辱感的人民,当有朝一日有发泄的机会,只会有残暴,而不会有真正的勇敢和尊严。

但这种畸形的正义感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认为内在机制是社会中压抑情绪的积累和转移有很大关系。我们都熟悉这样的情况,一个男人,在工作上受了老板的气,老板给他穿小鞋,扣他奖金,他还得陪着笑脸,回到家里,老婆给他做饭,把饭烧得不合口味,就大发雷霆,打老婆。你问他为什么打老婆,他会说,这婆娘尽惹我生气,把饭烧焦了,就是该打。而实际上他是把工作中积累的怒气发泄到了老婆身上。他老婆是他唯一能主宰的弱势群体,也就成了他情绪的发泄口。

中国这几十年以来,中国民间的怨气逐年累积,已经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力量。有一个现象,现在中国大陆的公益基金会都不敢说自己需要提取管理费,否则一帮网民就来怒骂贪污。全世界的公益组织没听说不要管理费的,而在中国,网民居然要求搞公益的不收管理费,没有管理费,专业投身公益事业的人吃什么?这种苛求很可笑。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国情培养的畸形国民心态,纳税人的税费,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养活庞大的政府,真正被用到人民群众身上的比例相对来说很小。中国的教育经费从未达到GDP的4%,而公款吃喝的比例却遥遥领先于世界。中国纳税人的贡献,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都用来养公务员了,面对这种情况,公众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大家突然发现,做慈善事业的公募基金居然要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还有10%。于是大家就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这些公益组织的头上,说他们是贪污腐败。民众对于慈善事业的这种苛求,就像是工作上受气但忍气吞声的老公,回家通过打老婆来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面对这种偏狭的正义感,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迎合公众的情绪,理不直但气壮地充当意见领袖;另一种是努力去平衡过激的社会情绪,即使面临着自己受伤害的危险。到底作何选择,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心底的召唤。

一定会有人民群众骂你,说你居然不支持我们的正义诉求,没良知!但我觉得偏狭但是亢奋的正义感,是廉价而且有害的。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当年是如何做的。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一个被捉奸在床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说,这女人犯了通奸罪,按照摩西律法,当被乱石打死——就像现在塔利班搞得石刑,问耶稣,你说应该怎么办?耶稣却弯着腰在地上写字,不理他们。但他们还是不断追问,耶稣就直起身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完就接着弯下腰在地上写字。听到这句话,大家一个一个全走了,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这时耶稣直起身来对她说,你走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我看这段《圣经》让我感动的不止是耶稣的情怀,包括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表现出知识分子式的自省意识,耶稣一点就知道羞愧了,这叫响鼓不用重锤敲。当时那一群人,没人说耶稣缺乏正义感,没人骂耶稣,你为什么护着这个女人?你肯定是这个女人的奸夫吧?要是今天的中国网民,就会有人这么说。

耶稣在众人走后,跟那个女人说不要再犯罪,说明他不是没有是非观。但他反对大家狂暴地宣泄正义感。耶稣的选择不仅代表了真正的正义感,而且也包含了很高的智慧。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呢?我担心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耶稣说谁没有罪,谁就去扔石头。结果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向那女人砸石头。为什么呢?好表明自己道德立场,以示划清界限。

这是不是很荒唐?但这种荒唐,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在文革中表现得最为彻底。那个时代,毛主席整天在他全国各地的别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看西方电影,读《金瓶梅》,和文工团的女孩跳舞,没人敢说什么。社会上却人们以清教徒式的道德洁癖疯狂地批斗某个所谓“地主”,“走资派”,原因可能只是他被揭发一顿吃了两只鸡,或者在家里雇了个保姆。这种“正义感”的背后是一种焦虑和恐惧情绪,每个人都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和正直,才证明自己不是走资派,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那个时代表面上看起来,每个中国人,道德都很亢奋,但在我眼里,那个时代的道德最为堕落。

我在今天的中国又看到了这种倾向。在“卢美美事件”中,人们在网上痛骂卢俊卿搞的华商大会,有商人也有官员参加,那就是拉关系,搞官商勾结,以表达自己鲜明的道德立场。而这些恨不得汉贼不两立的声讨卢俊卿的人有没有反问过自己?在中国这个体制下,你们从小到大,无论是小孩上学还是老人看病,谁没拉过,或者试图拉过关系?如果耶稣在今天的中国,也会说,你们如果谁没拉过关系,就去对卢俊卿吐口水吧!

我们不去思考到底是什么体制造成了这样的问题,反而抓紧一个个人不放,卢俊卿害了谁么?他是拆了谁家的房子?还是抢了哪里农民的地?还是欺负了街头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还是贪污了大家的公款?他想帮非洲孩子盖学校有罪么?要将他打得抬不起头来。这样做就能使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有所提升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中国有句古语,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文革中用得最多。这种行为听起来好像说咱们中华民族人民群众很有正义感,但我却觉得很心酸,并为这个民族感到可悲。专制把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被扭曲了。人人都喊打是因为过街的是弱小的老鼠啊。若是老虎过街,又有谁敢表达一下态度呢?每个人都明哲保身了。

中国还有个成语叫嫉恶如仇,听着也是正义感十足,但最可怕的是,如今中国的民众通常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嫉恶如仇”,而是“嫉小恶如仇”。越是抓住一个小问题,大家越是暴跳如雷,显出自己道德的高洁,恨不得将人生吞活剥;但面对真正大奸大恶,每个人都异常地沉默,你若是说几句话,人家反倒说你太偏激。

今年九月十八日,一个媒体的朋友在微博上开了个不得体的玩笑,说今天九一八,女同志都要抗日啊。他是个杂志的执行主编,之后他也觉得不得体,就删掉了。作为一个玩笑,我们要说他确实没有礼貌,也许是那天喝多了,说话没过大脑。但有些“爱国青年”们的反应非常激烈,人肉他,还请愿要求单位开除他。说实在话,在中国这种玩笑谁没听过?谁心里没有过猥琐的念头?毛泽东曾多次说,中国要感谢日本侵略者。与我那个朋友的话相比,他的话岂不是更违反道德,更伤害人民感情?但如今他的头像却光明正大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些所谓的“爱国青年”们,不到天安门广场去抗议——要有像韩国青年的那股热血,就要跑到天安门广场断指了,反而亢奋地因为一句已经道歉了的玩笑话,不依不饶,非要开除一个媒体人,岂非胡搅蛮缠?

如今,大陆民众亢奋的情绪就像压抑了很久的熔浆在左冲右突,熔浆不能把整个地层掀翻,而寻找地面上微小的缝隙做火山爆发。这就是毛体制所积累的业力,哪怕经历再大的苦痛,中国必须要转型才能够涅槃。

而这时候又非常危险,要当一个意见领袖是很容易的事,只需火上浇油,表现得比民众更亢奋,不用讲道理,迎合他们热烈的情绪即可,煽动他们的仇恨暴戾来壮大自己,来扫平自己通向权力之路。政治学和大众传播学中有个理论叫“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这个理论指出: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因为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的意见是少数的,他比较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害怕被多数的一方报复或孤立。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

沉默的螺旋可以说就是“成魔的螺旋”,历史上,不乏有读书人走上这样的道路,做“螺旋加速器”,利用人民心理的阴暗面来动员人民。毛泽东就是其中最成功的,郭沫若之类做跟班儿混得也不错。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做只会祸害这个国家,并引起社会道德水平的大倒退,是在造孽!对此,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该向社会提供平衡的视角,抗拒沉默的螺旋,并努力寻找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真正突破口。

为此,哪怕是受到大家的误解甚至谩骂,都是值得的。假如像我这样挨骂,能缓解一些人的焦虑情绪,能帮助一些人宣泄怒气。让他们有机会在骂累了之后思量一会儿,也许过些日子,回过头来想,觉得郭宇宽说的话,略有几分道理,稍微能让这个社会多一些平和中正,也是在化解业力,我相信即使被误解一时,功必不堂捐,种什么种子,就会怎样收获。

未来的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我们读圣贤之书,当知养知识分子千日,用知识分子一时,我们没有种过一颗粮食,没有生产过一匹布,能有今日衣食,都是社会对我们读书人的供养。忍心看吾国吾民在历史的机遇期,再堕入历史的循环?

读书人正该勇猛精进。

(郭宇宽:著名媒体人,清华大学博士后。原文链接: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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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0日, 1:01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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