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开始选择另一种生活,尝试另一种可能,其中各有不同的原因。

老邱44岁,从来没有出过国。2002年他出差,从青岛飞回北京,飞机在高空遇到猛烈气流,翅膀乱颤,急速下坠几百米,这让他患上了飞行恐惧症,心 想,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坐过飞机,他爱上自驾游,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学早年移居日本,总让他去日本玩,老 邱说他喜欢日本,那里的生活精致细腻。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安全。他还喜欢足球,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比赛之后,就是利物 浦队的忠实球迷。“英国可能有很美的乡村景色吧。”他说,“不过,我还是害怕坐飞机,也许我能克服我的恐惧,真到有一天,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 飞机不可,我估计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念 头。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地方暂时不予考虑,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绍一家 地下钱庄,老邱在香港开户,回到大陆,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人民币,地下钱庄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交易完毕,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刻注销,服 务优良,收费合理,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进行。老邱赶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 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须买金融债券。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 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这个小小的办公间,买卖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 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 限,999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非常踏实。”签约之后,老邱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租金收入,这 个小单位他用不上,委托物业出租,租约7年。老邱喜欢香港的热闹繁华,那是有秩序的热闹繁华,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让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 也让他对香港的未来稳定生活抱有信心。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 护照。老邱说:“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领到了身份证,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给我老婆、孩子办港澳通行证,就 要去两次,我以为我能给我老婆代办通行证,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可以,总之,我原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至少要去两 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没准你还会骂,卖保险的人都是骗子,可你没 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两年前,他给儿子办“小升初”,给北京海淀区三所 中学的三个中间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现在谁还送礼啊,都是送现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后,没有人能保证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最终还 是办成了一个,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长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是分班,快班、慢班、实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那些快班的学生说:“老师,您留的 作业太少了,我们不够。”老邱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嘘,不免疑惑,学生不爱写作业,这几乎是天性,违背天性的事拿来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态。但让他下 决心把孩子送走,是因为一次篮球赛。“有一回,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会,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结果这帮孩子的身体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 人,跑不动。这一下我觉得坏了,学习好不好,在慢班还是快班,我可以忽视,但天天写作业,没时间玩,没时间锻炼身体,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 踢一场足球,每天都有时间玩。”那时老邱转了几个教育展,确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5万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还好,去看了,就会被 传染,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来咨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 的等级观念、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老邱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遵循游戏规则,没用几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他说:“我觉得,赚到钱只是我运气好,这钱来得 快,我担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可那种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我,咱们的税收制度设计得非常了不起, 不查你,你没问题,一查你,你就有问题,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么吁求,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马脚。”不过,老邱这两天刚刚办完选民登记,他说他要尝尝投票 的滋味。

刘太太和罗太太

刘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那里的雇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先生这样的,天天忙业务,另一类人不忙,就在公司里坐着,但有他们在,公司才 会有业务。”我见到刘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刚从英国回来探亲的罗太太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酒吧闲聊,两位太太坐在一起,说的话又琐碎又家常。

罗太太结婚那年已经34岁,她的丈夫是一个美国人,两人的手续要在民政部门的涉外婚姻登记处完成。登记那天,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问罗女士:“这是 你第一次结婚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工作人员感叹一句:“这么大岁数还能找个外国人,还找了个不错的呀。”罗女士说她当时脑子短路了,心想,是 啊,30多岁了还能找到个不错的。随即意识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羞辱的意味。罗太太的闺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办结婚登记,闺蜜的那位美国丈夫年纪稍大,工作 人员问:“你和他结婚,你家里人知道吗?你父母同意吗?”这位闺蜜已经30岁,不知道登记处的大姐为什么要这样问。罗太太带着一袋子喜糖,本想着办完登记 手续,给工作人员送点儿喜糖,可几句问话之后,她那位略懂一点儿中文的美国丈夫对她说:“不要给他们糖,这袋糖我们带回去。”手续办完,罗太太及其闺蜜, 连同她们的美国丈夫,两对新人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合影,罗太太手中拎着那包没有送出去的喜糖。

说起8年前婚姻登记处的那一幕,罗太太问:“你说,哪种逻辑是正常的?婚姻登记处那几位大姐,她们以为嫁给一个外国人,就跟捡到个便宜似的,她们的 处世逻辑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思维?是正常的想法?我们遇到自己合适的人,去登记结婚,觉得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们是不是太脆弱、太敏感了?我们的逻 辑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国,很多事情都变成这样,原本我们是正常的,结果变成不正常的;原本那些不正常的处世哲学,反而是社会的主流,这是让人别扭的 地方。”

罗太太的孩子现在都7岁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国,这次是罗太太自己回国来玩。罗太太、刘太太凑在一起,说起孩子就有没完没了的话。罗太太说, 到了伦敦,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找寄宿制学校,伦敦顶级的一个女子学校,校园里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顿公学联谊,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进入牛津、剑桥, 一年的学费是3.3万英镑。刘太太听了就说,哎呀,我刚打听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学,初中每年的学费是24万元,高中每年是27万元,这还不包括食宿,每天还 是要回家吃饭,这样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还不如送孩子去伦敦上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呢。她接着算账:“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最便宜的500 日元,配料最多、最贵的是1200日元,这都是那种纯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好拉面啊,你再看看那个味千拉面的价格。在北京买房子,或者享受别的什么服 务,那价格跟在国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国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东西绝对要好很多。”

罗太太的孩子出生时,办了一本中国护照,母亲是中国人,自然可以办理中国护照,可父亲是美国人,又去美国大使馆给孩子领了一本美国护照,尽管中国不 承认双重国籍这一说,但小家伙有两本护照——那本空白的美国护照在中国没什么用,要想拿着它走出中国,必须去补办一张旅游证件,可这本美国护照在世界上其 他地方都能用,这就是身份的吊诡处。刘太太对这些早有研究,她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曾经详细探讨过这种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国,让他领一本美国护照再回 来。可随即打听到,父母双方都是中国人,抱着一个拿了美国护照的孩子回来,在海关多半会被羞辱一番:孩子那个美国护照不予承认,还是要去办个旅游证才能入 关。刘太太的一位闺蜜曾经遭遇这样的麻烦,生了个孩子领了个美国护照,却发现在中国生活,那护照还不如一个北京户口好使,于是又去办理北京户口。户籍管理 者说,那边注销美国护照,这边才能上北京户口,她去把美国护照注销了,可这边的北京户口还没能办好。刘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办理准生证等手续 都要跑回上海原籍去办,户口这些事本来就够麻烦,不愿意再加上护照这个更麻烦的事情,所以踏踏实实把第二个孩子在祖国大陆生下来,一儿一女,按部就班地开 始办理移民香港的手续。说起孩子的身份问题,罗太太那边又燃起怒火:“我怀孕的时候,就为我们家孩子的身份操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咨询,到咨询处我就说, 我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现在我怀孕了。那位警官没等我说完,就来了一句,你怀孕了去医院啊,找我们干嘛?我当时就急了,破口大骂。你说,我也是受过良好教 育的良家妇女,只要跟咱们的政府部门、物业等服务部门打一回交道,我就能变成一个泼妇,这太他妈神奇了。”

刘太太的大女儿在北京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每年学费8万多元,排队等着入园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儿园有一点点宗教背景,不接受赞助费,有班车,孩 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条件的攀比。刘太太考察过好几家幼儿园,有些幼儿园硬件条件更为出色,但她害怕自己的闺女在那里呆上两年,就会变 成一个“泼妇”。进了现在这个幼儿园,刘太太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和“主流社会”接不上轨:“现在这个幼儿园,总教育孩子,快乐是做正确事情的结果,快乐 是要帮助别人。可有一次,我带着她在我们家楼下玩转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拣皮球,回来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小孩子的皮球也掉 了,那个小孩子的奶奶就占住座位说,你去拣球,奶奶给你占着座儿。我就不愿意以后我的孩子要去跟别人抢座儿,我还得给他占座儿。我宁愿把他送到英国去。我 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剑桥,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 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说话间,罗太太去了趟洗手间又转了回来,打量一下酒吧里消遣的一帮中年男子,小声说道:“听说现在国内又流行红酒加牛奶了?这种喝法真是新鲜啊,你 要是在英国,听说国内流行红酒加牛奶,一定觉得这事情好笑,可你要是在国内,边上真有人喝红酒加牛奶,你就有点儿抓狂。所以咱们还是保持一点儿距离好,你 说是不是?”我说:“是啊,可我真没听说哪里流行红酒加牛奶啊。”

小吕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小吕,北京人,在南京大学学地质,到美国后攻读环境学的硕士。她上高中时,父母就想过让她出国,但当时小留学生的负面新闻过 多,父母不放心她,让她先在国内念大学后再准备出国。父母很早就告诉她,要出国见世面。这条出国之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准备,从高考选择学校选择专业,到 “大二”开始准备托福、GRE,一直都在一步一步实现一家人的理想——就是出国。小吕“大四”的时候申请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几所学校,被宾大一个硕士 项目和英国帝国理工一个博士项目录取,硕士项目没有奖学金的,博士项目有,小吕家庭经济情况不错,一年大约30万到4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对父母的 生活没太大影响。“我爸妈说留学的钱从小就给我存好了,所以还是鼓励我来读硕士。他们不希望我读书读傻了,做个女博士嫁不出去,另一个担心是去读帝国理工 未必能留在英国,就让我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项目。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的性格不大适合做科研, 还是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好。”

没来美国之前,小吕想,以后也许还是要回国工作,父母不会英语,她是独生女,想跟爸妈在一起,当时一家人还没想移民的事,都说中国经济情况很好,美 国正是次贷危机。“我当时都想好了,去学两年环境,然后去NGO(非政府组织)实习,回来找一个NGO驻中国办公室的工作。师兄师姐都告诉我美国其实就是 个大农村,特别没意思,还是国内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多、朋友也多。后来我们大家想法就变了。”

宾大在费城,是美国东部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城市。小吕刚到这里的时候也为费城的破旧纳闷,而后才发现这里的好处。“比如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发现美国 大街上很多残疾人,就是坐着轮椅的那种,有的是半身不遂,有的是腿有问题,我开始还纳闷,觉得是不是美国残疾人比例高?后来渐渐就明白了,其实不是美国的 残疾人比北京的多,而是北京的残疾人大多待在家里不能出门,出来很不方便。但是美国就不一样,比如我们学校的宿舍,我就发现我们那栋宿舍楼专门有一层是无 障碍的,那层所有的门,包括楼道门和房间门,都有一个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的一个按钮,方便坐轮椅的同学开门。学校也有专门的班车可以免费接送不方便的同学 去教室上课。任何地方的卫生间一定有一间是比较大、有扶手的无障碍卫生间。市里的公交车司机看到残疾人都会放下一个踏板,方便他们摇轮椅上车,车上有专门 固定轮椅的地方。”接着小吕发现,原来美国的东西很便宜,衣服、鞋子的选择也多,而不大方便的地方是中国菜不好吃,工作效率低,去医院、去银行排队很慢。 人工贵,家具自己装,电器坏了自己修,搬家也要自己搬。

“说到读书,我在美国、在国内上的都是还不错的大学,我觉得差距还是挺明显的。课的内容差不多,可能国内的老师还讲得更好点儿,但是国内大学有人格 魅力的老师比美国这里要少很多。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几个老师还是挺可爱的,不过总归有那么几个老师或者什么党委书记,一张嘴就特别官腔,虚伪。我特别不 喜欢。美国就少有这种老师,听美国老师讲课,你就能看出来他搞科研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他就是爱地质!一上课终于有几个人能听听他研究的这点东西了,眼 睛都发光啊。国内好多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打一份工,虽然也很努力、很敬业,但是没有那么爱,还有些老师纯粹是把科研当赚钱的工具。我以后有孩子,大学我一 定让他出国念,省得学一肚子世故虚伪。”

小吕说:“我对美国的看法,说起来挺老套的,就是自由和公平。自由就是在这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都可以得到理解。比如 说,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比国内小。在美国,你愿意单身,不结婚,或者你愿意跟同性结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但是在国内,你说你 不结婚,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要对你施加压力,像个邪教似的。四十几岁不结婚,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正常。我一个师姐说,她的理想就是一边打工一边环游世界。 她在国内跟别人说,别人都说你疯了,你应该干点正经事。但是在美国,所有人都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你应该趁年轻快点去。公平,可能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包括残疾人和穷人的权利,包括别人的权利。我在国内听大家说不公平,主要的意思就是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很少有人关心别人的权利。我刚来的时候第一次听说 美国常春藤白人学生和黑人拉丁裔学生的入学申请是区别对待的,你的成绩不够好,但是有可能因为是拉丁裔就能进常春藤念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这不公平啊! 后来才慢慢发现美国的思维是,弱势群体的孩子成绩不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投入不够,所以要加大投入,给他们更多机会。这也让我更加理解什么 是公平。”

小吕以往多次和父母去欧洲,到美国读书后,暑假的时候就去南美。“大致就一个体会,我去过的所有国家的人都活得比中国人轻松,中国人太累了。我觉得 其实中国人和外国人比,是一些深层的不一样吧,我说不出来。”她到美国一个学期之后,父母开始考虑移民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父亲身边的几个朋友都在谈 论移民。对于移民,妈妈好像更热心一点儿,小吕的妈妈在民主党派做扶贫工作。“我妈妈说她觉得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社会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哪天矛盾激化, 她一点儿也不会惊讶。后来开始唱‘红歌’,我妈说感觉那氛围有点吓人。虽然我觉得动荡不大可能,但是准备着也没什么不好。而且现在国内通货膨胀这么厉害, 钱存在银行一直贬值,买的股票现在还套着,我觉得还不如拿来投资移民划算。还有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私有财产不大受保护,哪天万一真要强拆我们也没办法,所以 还不如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小吕爸爸的一个朋友,女儿在多伦多,一家人也要移民。“我去找她玩过,我发现加拿大真的很适合移民。我爸爸还有两个同学在多伦多,等那个叔叔也移民 了,我想我爸爸妈妈过去之后,起码不会没有朋友。多伦多华人社区很大,中餐店又多又好吃,好多银行都有华人接待的,不会说英语问题也不大。房子我都看好 了,在一个地铁终点站附近,有个很不错的社区,很多中餐、韩国菜,治安也好,房价也不贵。我想他们可能会无聊,没准开个小餐馆什么的吧,具体的还没想 好。”

小吕说:“我和妈妈、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很难沟通的事情,我爸爸比较传统,也不善言辞,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很新潮、有时候很天真的一个人。我上高中的 时候,我妈妈从来没管过我什么早恋啊这些事情,也没逼着我学习。我问我妈,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或者跟个女的结婚了你理解我么?我妈就说不结婚也没事,要 是跟女的结婚了你别告诉我就完了。我觉得我爸妈还是非常好沟通的。最大的矛盾也就是叫我赶紧找对象啊、好好找工作什么的这些小事,大事上我们大家的思想还 是很统一的。不过我妈不喜欢我批评时局,我妈说,这跟愤青一样没气质,而且有些事不必说,做就行了。”小吕知道,妈妈在“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儿刺激,妈 妈当时住在民主党派的院子里,经常能看到院子里的人被红卫兵逼疯了,或者是放学路过后海看到自杀者的尸体被捞上来,还有楼里有自杀的人,尸体被抬出来。 “当时我外公关在九三学社的一个院子里,只有我妈和我姨两个女孩子在家,我妈说当时她们俩一个10岁、一个7岁,自己连饭都不会做,还成天有红卫兵闯进来 抄家什么的,两个小孩吓坏了。我妈说那是她人生中最恐怖的10年。我妈妈也不是故意跟我说这些,就是我妈妈有点儿神经质,特别容易乱想。我问她为什么,她 说是小时候吓着了,然后顺便说了这些事。我希望她能够健康、开朗,永远高兴。”

另外四个人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务了10年,第二家服务至今也有6年了,这两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强 里都排在前50名。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入园第一天,还不懂英语的小闺女就参加了地震演习训练,加州属于 地震多发地带,幼儿园和学校时常举行演习。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 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杰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属身份去美国的,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的事情 更多由他承担。工作期满,丈夫对“家庭妇男”的身份感到厌倦,一家人告别加州的明媚阳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白领”,每天忙忙碌碌。 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有杀手闯入小学杀害孩子,北京的小学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丈夫忽然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加拿大。这 个目的地的选择没费什么时间,他们服务的都是美国公司,对北美最熟悉。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对简单——温哥华适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伦多的机会更 多。从移民的念头萌发,到办完相关手续,杰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还成功传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样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 着加拿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她也有心情回顾这10多年的职场生涯:“我在美国总部工作那一年,发现那里是弹性工作制,很多人都是早 上送孩子上学之后就到公司,这样下午4点多就能下班,回家去喂宠物,享受家庭生活,从来不加班。这种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跨国公司都 把中国大陆当做最重要的市场,定下非常高的目标,我们这些职员就要贯彻执行,都跟着这个目标拼命,其后果就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感。我们这些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那就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收入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我们的目标就是升职、涨薪水,时不时能接到 猎头公司的电话,告诉你又有一家大企业给出多少万的年薪。可现在‘80后’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外企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很普通的打工者。现在,房 价飞涨,要想过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可上升渠道比以往更为狭窄,人际关系——那种内部和外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竞争,让你待在公司里极其紧张。”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国考下了驾照,在中国却从来不开车。“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 上去,后面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这时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 ‘英菲尼迪车祸案’——北大、清华毕业的夫妻俩,和我们一样是‘白领’,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去看病,结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还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 ‘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 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 三口每到周日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 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 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 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 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 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 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 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 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起来:“不公平啊 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 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 能出任总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 说我们自己的红旗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 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 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 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 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 买房子累到吐血,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 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 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 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 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 境、政府服务,这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 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 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 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 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我逐渐把财产转 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竟我的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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