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道而后德”

  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未来四年内,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公务员将全体接受一轮“职业道德培训”。……从全员轮训到加强考核,政策连出,显示出国家对官员道德危机的警惕。这是近期《南方周末》的报道,题目为“最大规模的‘官德轮训’”。
  因为“官员道德危机”,所以要“官德轮训”。前者作为一种现象,无数官吏贪腐违法的现状,远非一个道德危机所能形容(更可怕之处,是官德败坏对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摧毁)。至于官德轮训能否解决问题,无待讨论,恐怕人人都能预见其结果(甚至包括出台政策的人)。
  请看报道中江苏省公务员局培训处的一位处长如何推进这项工作:“除了上课之外,还要举行宣誓、读书活动、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这几乎全是花架子功夫。为官者入党时不是宣誓过了吗。如果那次宣誓不管用,这次宣誓就解决问题了。如此干活,我甚至可以建议这位处长,还可以两个人结成对子,一帮一,一对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确保问题不过夜……
  欲治官员道德危机,不是不可以搞官德培训;但比官德培训更重要的,是制度防范。权力失范,是官员道德破底的根本原因。当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恣肆,对大多数权力者来说,道德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利益的诱惑太大了。所以,当官员道德成为危机时,真正危机的其实是导致官员道德成为危机的那种制度。《老子》第三十八章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当道丧失之后,才讲究所谓的德。同理,当我们今天要提升官员的品德时,那已然是道本身出了问题。老子的道是衍化天地万物的自然之道,转用于本文,它指的是防范权力和限制权力的制度之道。因此,当官员的德、仁、义、礼普遍沦丧,以至要通过全员培训而振起时,因病下药,真正能化解问题的,不是礼、义、仁、德,也不是宣誓、征文、讲演,而是要有效构建一套能够防范权力并限制之的制度。
  当来自纳税人的公款被吃喝三千亿用车三千亿出国三千亿时,官员的道德宣誓除了秀,还有什么意义。当官员贪腐的资产大规模流向境外时,丝毫不妨碍官员们讲演时比谁都道德。当买官卖官受贿行贿成为官场公开的秘密,官员的道德品质当然比任何时候叫得都响。据该报道,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一位县级组织部长,他直言不讳:“以我的经验,考察干部品德时,如果问了30个人,有个别人能说实话就算不错了。”没有真话与实话,这是官场生态一种,但它是道德问题吗,靠道德培训可以解决吗。
  失道而后德,但此德是伪德;真正的表述应该是“失道无以德”。道德,道德,由道而德。因此,有道才有德,无道必无德。德出问题,理当唯道是问。如欲治理,亦当以道治德,而非以德治德。前者是制度论意义上的治本,后者为道德论意义上的治标。就此,当年胡适的一些论述可以给我们今天以启示。胡适在上个世纪讨论民治制度时,说:“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为恶”。胡适认为“‘人心丕变,民德归厚’都不过是门面话”,关键在制度,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减少它为恶的机会”。因此,胡适指出“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这里,不难看到胡适的现实意义,胡适从来不反道德,正如他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君子。但,对于权力,显然用制度制约比用道德制约更有效(这是胡适出于对人性幽暗意识的洞悉)。如果道德还可以用来作幌子,制度却使权力不敢为恶、也难以为恶——这就是道的作用。权力不作恶即为善、即为德。因此,由制度之道而官员之德,是为真德。这就是从制度到道德的贯通。
  “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因此我建议,官德轮训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抓紧改密我们现有的制度,比如,别的可以暂且不论,至少应当适时推出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纳税人,我们不需要官员宣誓,只需要他亮相财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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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30日, 7:32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