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缘何倒退百年?

——与老金商榷

芦笛

拜读了老金的《大船何时过三峡》的已写出部份,有些疑问,写出来就教于老金以及诸位大贤。

一、 关于“自私基因”

据老金介绍,霍金认为:

“人类基因中携带‘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地球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

这当然是屁话,是“社会生物学”最高最活的顶峰,用生物学去解释一切人类行为,却完全忽略了人类理性对塑造人类自身乃至决定人类命运的能动作用(起码是一种potential吧)。老金的驳斥大部份我也赞成,但我觉得下面的推理似乎有点问题:

“从器官水平看,往往一个器官的活动要受到两种互相拮抗神经的支配,如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实际为兴奋性神经和抑制性神经);一种激素的分泌,一定有控制激素分泌的调节机制,如甲状腺激素和皮质激素的分泌要受到来自垂体和下丘脑的控制,而且通常为负反馈调节。基因也是一样,既然存在着自私基因(或称利己基因),就一定有与之相反的利他基因,以及抑制、下调自私基因的机制存在。上帝造人,绝不会让一个自私基因毫无约束地存在。”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老金是说,人体必然有一个或一套与“自私基因”相拮抗的基因。这里似乎有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自私基因?过去本区讨论道金斯那本烂书时,老非就曾问我:你说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问得我一愣,暗赞这老不死老东西就是有水平:是啊,如今人类基因组的序列都测定得差不多了,有谁证认了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如果说那是尚未被克隆出来,那看看细菌与病毒的基因组也就够了。它们早就被研究得清清楚楚,又有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根本就找不出来,然而你能说那些低级生物是无私的么?如果这样,那世上如今也不会有这些物种了。自私就是物种的存在方式,不自私,物种就一定要灭绝。一切物种都有无限繁殖倾向,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不要说生物体普遍表现出来的损人利己行为,光是自身拼命无限繁殖,就必然要在客观上起到损人利己效果。这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吧?

我由此想到,道金斯的“selfish gene”,其实是个哲学概念而非科学概念,如同中医的“阴阳五行”“精气血”一般,根本就无从落实。生物体当然是自私的,然而这自私只体现在全套基因组的设计目的中(少正卯又要无语了,其实那才是他最适合干的事),并不能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基因上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噬菌体:所有的基因都是为损人利己而存在的,然而那损人利己是综合效果,不是某个基因的功能。

换言之,损人利己只体现在设计目的中,是“虚”的而不是实的,并不能落实到某段核酸的序列上去。正如您无法在潜水艇中找到“潜水元件”一般,全舰潜水并在水下航行是潜水艇的设计目的,每个元件都是为此目的制造装配的,但没有哪个具体的元件单独负责此功能。微生物如此,高级生物当然也只会如此。因此,我敢断言,即使人类把所有物种的基因组都查得清清楚楚,也绝无可能证认某个具体的“自私基因”。

赶紧补充界定一下:所谓“自私”,指的是“生物体的存在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不择手段地保存并最大限度地繁衍本物种”,因此,所谓“自私”,其实是“种私”,老金列举的那些生物的舍己为人行为,就是为此目的出现的。它貌似与“保存自己”相反,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保存物种,只体现了物种为此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行为,最后还是只能落实到设计目的上去,并不可能证认蜜蜂的某个具体基因驱使它们去奋勇捐躯。比起高级动物来,蜜蜂的基因组十分简单,应该早已查明,而我们至今尚未听说过“奋勇捐躯基因”被克隆出来,足证我这一推测不错。

以上所说,现代生物学家们是决计不会同意的,因为那是目的论。但不采用目的论,您根本就无法解释生物(起码是低等生物)损人利己的存在方式。论实质,目的论与进化论都是假说,但前者更言之成理,至少没有后者那样牵强,需要过人的信仰力才能相信,生物体那按一系列鲜明目的装配起来的复杂系统,竟然是随机进化出来的。

不管怎样,迄今已有的证据提示,没有具体的自私基因存在。既然如此,那与之相拮抗的反基因或调控基因也就不可能被发现。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第二,高级生物体内确实存在着两大拮抗调节系统,诸如分子水平的蛋白质磷酸化与去磷酸化,神经系统的交感与副交感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胰岛素与胰高血糖素等等,而且这些系统都以负反馈方式调控。但这是为了维持内环境稳定而设计出来的。广而言之,一切自控系统都应用此原则,离开负反馈调节就一定没有稳态。

但据此似不能类推出生物体内也存在着与“自私基因”相拮抗的“无私基因”,盖两者的设计目的完全不一样:两大拮抗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维稳”,亦即维持生物个体内的负熵态,而物种的存在方式是无限制地繁衍,没有什么系统内的稳态可言。例如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细菌按指数曲线疯长,哪里有什么稳态可言?又哪有什么内源性的负反馈调控机制来控制它的繁殖速度?限制其繁殖的只有外界条件,而这并不是什么负反馈调节——放在培养瓶里的细菌,用完了资源也就悉数死翘翘了,并不会受到某个基因的调控,使之保持“合理繁殖速度”,以尽可能长地存在一些时候。

其他生物也类此,迄今没有发现什么负反馈调节系统来遏制一切物种无限制繁衍自身的倾向。老金也说了,对这种倾向的遏制是外界强加的,并不是由物种内源性的“刹车”来自我调节的。因此,我很怀疑这种“刹车”的存在。

二、唐德刚笔下的袁世凯与孙文

老金提到我对唐德刚的不屑,并给出了他自己对老唐的“三七开”评价。我的确非常看不起老唐,觉得他那个专业历史学家实在是尸位素餐,滥得虚名。

前些天国内开了个史学研讨会,、刘仰、、萧功秦等人都参加了。那会谈纪要很有意思,竭诚推荐大家去看看。萧功秦先生在会上发表的对史学流派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沈志华等人可以称为史学里的“新实证主义”,这个学派对去伪存真、澄清史实作出了伟大贡献,但这还不够,他认为中国还需要发展出一种“解释学派”,我的理解就是寻找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必然因素。

我很赞同萧先生的这个主张。国内史学界的“四大天王”(二杨、高、沈),都是“史料派”,其共同特点是发掘大量的史料,查明真实的历史是什么。诚如萧教授所说,这些大家的努力,对破除官方伪造的神话贡献厥伟。但这只是“微观史学”,并未对历史现象发生作出解释。这确实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大弱项,应在未来补足。

用萧教授的分类来看,则唐德刚应该算是“解释学派”。如果说杨奎松教授的著作是“压缩饼干”,则老唐的东西完全是清汤灌水,几无史料可言。我曾经说,看他的书必须以沙里淘金的精神,淘去无量屁话,才能打捞到星点见识。除了下面要批的“三峡”论外,他的零星见识也偶有可观者。但其所以可观,乃是国共两党伪造历史玉成的。唐本人无非是生得早,能抢在别人前头看到那彰明较着的事,又跑到海外来,具备了说出为当局所不容的话的地位,因而很有限地首次突破了国共的神话框架,然而那突破委实有限得紧,辜负了他的机遇。

他对老袁与老孙的评价就最能说明这一点,据老金的引用:

“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他在《袁氏当国》末尾还写上这样一句话——“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

肯定袁世凯,当然需要一定勇气,但这在海外完全可以做到。任何一个真正有学术勇气的史学家,若是生活在海外,都该实话实说。而要看到老袁在戊戌之前就主张并投身改革(远在康梁驰名宇内之先),在此后对中国西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不需要什么过人的知识与智力,有点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即可。用鬼话来说就是,nobody should have missed it。然而老唐对老袁的总评,却是从《三国演义》上抄下来的对曹操的评价,这无非是从国共制造的魔鬼脸谱“转进”到传统脸谱,实无突破可言。

例如他称老袁为“标准的中国法家”,完全就是用一幅漫画取代另一幅漫画。只需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便可看出这传统脸谱之无稽:老袁是中国首倡女权主义的先驱之一,当年曾与严复一道支持傅增湘、唐绍仪、吕碧城等人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第一任校长吕碧城就是老袁推荐给傅增湘的。这是“标准的中国法家”的作法么?不知主张女子教育见于哪本法家的典籍?

老唐对老袁与老孙的比较更是可笑。老袁当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对西洋政治文化的认识也相当有限,但我看未必比孙中山懂的更少。老孙看的英文书或许远比老袁多,但那又便如何?他根本就不懂民主自由的价值与涵义,更不懂中国国情,竟然会以为中国人的自由太多了,所以要用革命去剥夺人民的自由:

“外国人不识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这自是难怪。至于中国的学生,而竟忘却了‘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个先民的自由歌,却是大可怪的事!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们要讲民权,因为民权是由自由发生的。所以不能不讲明白欧洲人民当时争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贵。欧洲人当时争自由,不过是一种狂热。后来狂热渐渐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不是神圣的东西。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能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从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我们革命党从前被袁世凯打败亦是为这个理由。”

这些烂话,起码老袁不曾说过吧?这就是唐德刚心目中的“现代政治思想”?有这种思想,到底算是什么优点啊?而且,老唐凭什么说孙中山“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由他启动的国民革命与共党革命,不是最终把人民的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因而实现了国家富强么?中共自称孙文的正宗传人,又难道不是理直气壮,实至名归?

记得朱学勤有言,朝廷应该走向现实,而民间则该走向浪漫。窃以为此话很有道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而老邓是什么理想、思想都没有的政客,两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贡献孰大?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老袁与老孙之间。中国需要的,到底是有治国才能的现实主义政客,还是毫无治国才能、唯有“满头脑理想”的浪漫草包?

其实,老袁的问题,不是他不懂“现代政治思想”,而是他已有的“现代政治思想”过于超前。惟其如此,他才会在晚清新政中持激进的立宪立场,推动了“预备立宪”出场,就此铸成大错,因为改革步骤太快,规模太大,范围太广而最终诱发了辛亥丑剧,终至清廷倾覆。他本人虽然藉此当上了大总统,却因骤然打破了传统而使全民遭受了传统的惩罚。当然,这已离题太远,应该写在我的辛亥系列中,拿去骗钱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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