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中又浮现起那几张以此为生并乐在其中的嘴脸,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执行命令,查封书籍时,他们抱着何样的理念?他们是真正厌恶这些所谓反党反国家反宪法的内容,奉时下的政权为真理,还是仅仅为了混这碗饭吃?若是后者,那他们不会感到好奇,不会去想了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我知道,人为了生存,可以扔掉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可我也知道,平庸的人为了能轻易地活着,常常滥用这个借口,争先恐后地堕入麻木而投机的人格。

携书离港时被扣留——记一次不愉快的入关经历

文/苗硕(华南理工大学)

虽然在广州待了已有三年,这还是我第一次去香港。本来是准备去找浸会大学的老师咨询一下研究生的申请情况,结果人家直接在电话里告诉我申请研究型的硕士应该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也就免了当面咨询的步骤,这次香港之行变成了纯粹的旅游,同时顺便参观我准备申请的几所学校。

对于我这样患有购书癖的人来说,到了香港自然不能不逛书店。依着两篇日志里的介绍,我结合自己的行程挑选了几家,一一寻路探访。

即使在逛书店的同时我一直提醒自己,这次不能买太多书,因为我还有机会,没有必要一次采购太多,拖累舒适轻松的旅行的同时,也有在海关被查禁的风险,但面对那么多“禁书”和各种在大陆看不到的书,仍没禁不住诱惑,累计下来采购了十余本。

我之前虽隐隐担忧,但仍没想到入关时会真的被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而被扣留的经历,也给我这次香港之行画下一个极其丑陋的句号。

排查过程

拎着一个装满书的环保袋,背着塞了一半书的书包,我甚至没有任何忐忑地走进皇岗口岸,将两个包送进了安检机器。(现在我知道拿这么多书入口岸一定会被查,在行李中塞两三本没什么关系,但你若背满满一包的书,他一定会让你开包检查。)一过机器,一位男性工作人员立即让我拿起行李到旁边的检查补税台,并指示我打开背包和环保袋,取出书籍供他们检查。这时我心里就冒出一个念头:完了,这次必须损失惨重!

我先把环保袋打开,把所有书都取出来,然后把背包中的一个塑料袋取出,给那位男工作人员检查。之前我确有隐忧,所以把较不敏感的书都放在了外面和容易取出的地方。把一本讲LXB的书塞在了包中的报纸里,取书时我故意漏掉,结果他看我敷衍,自己抢过去包,把这些都翻出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深圳的口岸查的是最严的,安检机器能扫出书籍的封面。科学常识告诉我应该不会这么厉害,但只要你被查,想藏一两本书还是比较难的(也许大的行李箱可以)。其实,事后我很后悔没有真正把海关查禁当回事,否则我就会将那本最心爱的,偶然购得的《广场上的日子》摄影集略作伪装,不会让它轻易被收走了。

书被取出后,一堆工作人员都围了上来,热心地互相帮助,逐本排查。那本讲LXB的书首先被毫无争议地收到了一边,然后一本《亚洲周刊》也被工作人员拿走,这倒令我有些惊讶,原来这本杂志的政治敏感度也过线了。接着,一本出版很早的、我在二手书店淘得的《中国的萨哈洛夫——方励之》也被工作人员沉默地拿走了,很可惜,这本书很可能再买不到了。

除了这几本精准的排查,整个过程充斥着讨论、猜测、冷嘲热讽和我大声却无力的抗议。那位男工作人员指着我的摄影集,问那是什么。这本书用塑料包着,装帧很有特色,封皮雪白,《1989 广场上的日子》几个字微微凸起,并未用墨水印刷,如不仔细看很难看清。我回答是摄影集,他又问是什么内容,我说就是拍香港的一些街道等场景,他便去翻下一本书。然而这本影集仍难逃被查收的命运,过了一会,另一个工作人员又把它拿起来,突然像捡到宝似而又略带优越感地喊道:“哎呀,这本书是讲广场上的日子,就是二十年前那个风波嘛,你们不知道吗?”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傻乎乎地喊“这本书很贵,我要送人的!”寄希望于一点同情,而男工作人员不屑地说:“又不是钱的问题。”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骂他娘。

可是我没有多余的心思伤神,之前的男工作人员仍仔细翻着我剩下的书,这时他手里拿的是《太后与我》,是的,就是那本巴恪思爵士所作的奇淫之书。好在这部书流传不甚广,而我很庆幸之前撕去了塑封,把出版社所附“”的说明腰封及时扔掉了……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检查《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余华的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貌似他同样没有看出什么异样。其实我这时很紧张,因为余华那本书的腰封上印有“全球争抢·大陆禁书”的字样,但显然他没有注意到。

不过令人无奈的是,虽然《太后与我》逃脱了扣留,但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不二》。我身旁大妈样的工作人员看到这本书突然开口说:“这好像是一本淫秽书籍……”同时有人嘟囔,“里面有佛学内容……”然后又有人说:“这应该收的,之前另一个口岸他们也收了。”我只有泛起深深的无力感,怪冯唐这部书卖得太火。

另外两本书是有争议的,我据理力争,终于得以保留。一本是《解读高行健》,有个工作人员说我们国家没有承认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没有承认又不代表不能讨论,再说不管怎么样都不算政治书籍,没有政治内容。这本书过了。另一本是天地出版社的最新版《告别革命》,那位男工作人员看到封面,不确定地说:“?这个名字好像也不行吧?”我想到网上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刘再复“亲共”的批评,不由觉得有点可笑,如果因为刘再复这个名字而把这本书扣留,那我也太亏了。于是我说:“这个人是文学教授啊,最近还在好多学校做过讲座,他的很多书在大陆也有出版,这本书是讲辛亥革命,肯定没有关系。”工作人员仍不确定,找了一位领导过来,确认后才把这本书还给了我。

在他们刚让我取出书,开始检查时,我自然不想就这么坐以待毙,但也着实没什么办法。我问工作人员:“怎么,书不让带过海关吗?这有什么不能带的?难道还不许看书吗?”有人回答我:“这种书肯定不能带,你在香港看没问题,但你不能带回来啊。”

而那位男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饶有兴致地展示不知所谓的优越感,并对我进行嘲讽。他看到我的行李基本全是书,立即提高了音调对我说:“原来你是去香港专门买书啊?”我说是啊,是老师让我们买的参考书籍,你们不应该扣留。他又说你是学生啊,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新闻(虽然现在还不是)。这下他来劲儿了,说:“你学新闻的就更应该明白这些了!这种书在我们这都是敏感的,被禁止的,你学新闻的怎么能不懂?”

面对这样的言语,我简直懒得反驳,也不知如何反驳。

做笔录

排查结束,被扣留的六本书包括我的个人信息被录入系统,另外六本得以保留。

然而麻烦事没有结束,我仍不能离开。我被告知需要去缉私科对被扣留物件签字确认,最后还要做一个恶心而又毫无意义的笔录。

在缉私科,我看了看签字确认的内容和整个程序,发现名义上这些书并不是“没收不还”,而是因携带物品与申报不符或未申报被暂时扣留,原则上有归还的可能。但我询问缉私科的男青年,他说基本是没有希望的,还同情地提醒我以后从香港回来最好不要带太多书,容易被查,一年如果超过两次被查记录,第三次可能会有点麻烦。

具体会有什么麻烦,谁知道呢?

接着我被带去旅检一科做笔录,实际是写一份“陈述书”。陈述书包括填写我的基本信息,以及“你是否认可该处罚决定”、“物品来源”、“去向及用途”等内容。这时我面对的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女工作人员,同样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语气戏谑,咄咄逼人,冰冷而缺乏耐心。

填写是否认可处罚这项时,我问该女,如果我不认可怎么办?她说:“告诉你吧,不认可也没有用,照样要没收!”我又问但我可以写不认可,她回答,“你可以写,但写了也没用。”于是我写下了“不认可此扣留决定,因为我不认为这些书属于违禁书籍。”她斜着眼睛瞧了瞧,没有说什么。

我继续写我的陈述表,她在那边填写扣留凭单,抄写我被没收的书目。抄到一半她突然冷哼一声:“这些书你也带?”我说这个你知道?她提高了语调近似得意地说:“那当然了,这个东西我们收的多了!”

后来该女得知我是在读学生,问我读大几,我说大四。没想到她竟然训斥说:“都马上要进入社会的人了,怎么连这些道理都不懂?!”我气急,反驳道:“我又不准备在大陆工作。”她愣了一下,“那就更要知道这些了,你反正要常回国过海关。”说完,仿佛更得意了。我甚至想回她说我都不准备在大陆生活了,想想还是忍住,这种话不愿随便说出口,何况我暂时也没有这个打算。

填完几张表格,该女拿出墨盒让我在陈述书和扣留凭单等文件上按手印。又给我一张通知单,上面写着让我准备好材料去皇岗海关缉私科办理相关事宜。我很奇怪,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宜需要办理,她回答说不用去了,这个你去了也没用,书不会归还给你。我又问这到底属于什么处罚,如何定性,她说具体的行政处罚类型要等司法确定,到时会有电话通知。我继续问通知单和凭单上的个别细节,她被我逼得急了,挑衅似的甩过来一张纸,“大学生,仔细看看!”纸上写着,“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竟用这个来吓唬我,我真是觉得不可思议,质问她,“我这个难道算走私吗?”她沉默了半饷,最后从鼻孔哼出两个字:“不算!”

临走时,我差点习惯性地说“谢谢”,话到嘴边又咽了进去。回头看了看我刚才坐过的椅子,黑着脸离开了。

之后

这一趟折腾下来花了近四十分钟,出了边检大厅,我乘坐的大巴早已开走。我只能去补票并再等一个四十分钟。站在人群中,极不愉快的情绪不可抑制地涌上来,那是一种混杂着些许愤怒、屈辱、恐惧、困惑与无力的复杂情感。

我感到我被伤害了。

是的,我的个人权利被侵犯了,但又不止如此。

我也后悔过关时不够强势,没有给他们造成足够多的麻烦,但转念想,又何必呢?

又一次切身地体会到个人权利的不完整、政治权利乃至文化权利的被剥夺。刚刚在自由社会游荡了几天,看到他们社区竞选人色彩缤纷的海报,各年龄层志愿者热情友好的宣传,满书架的百无禁忌,我曾以为整个世界都明亮了几分。结果呢?一回来就撞上冰冷的现实,让我愣在那里,全身颤栗,久久不能平复。

有人会说我早该知道如此敏感的书籍是不能被带回大陆,可是我能不能装作忘记所谓现状,仅仅一厢情愿地带回一点那边的自由?

&

强力的国家机器,恣意侵害你的权利,狠狠打击你的自尊。

我脑中又浮现起那几张以此为生并乐在其中的嘴脸,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执行命令,查封书籍时,他们抱着何样的理念?他们是真正厌恶这些所谓反党反国家反宪法的内容,奉时下的政权为真理,还是仅仅为了混这碗饭吃?若是后者,那他们不会感到好奇,不会去想了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我知道,人为了生存,可以扔掉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可我也知道,平庸的人为了能轻易地活着,常常滥用这个借口,争先恐后地堕入麻木而投机的人格。

我同样相信,这些人,无论是高举党旗帜的前者,还是揣着铁饭碗不愿松手的后者,在体制进步的过程中(假若它有进步),都会成为拦路的绊脚石——即便他们仍能从事现在的职业。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面对世界的刻板印象,若新的东西与原有知识体系不符,大部分人都不会更新自己旧有的知识,而是本能地反对这些新的元素。新鲜的世界会使他们慌乱,感到不舒服,渴望归回原有的秩序。你能想象若有一天那些海关工作人员接到不再没收禁书的指令后,内心的波动和不适吗?这种程度的进步都会不情愿,遑论改头换面、抽筋动骨的民主社会?

而面对这样的体制,面对入关时查你包扣你书打击你的海关职员,你若非在心理上把它和他们当做纯粹的敌人,作为一个守法公民,又怎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每次的搜查和扣留,仅仅是因为你想多带几本书回家?

我想冲破这个不自由的枷锁,无论最终如何回报这片土地,一个自由的人总不该被如此禁锢。

我问自己,下一次从香港回来时,该怎么办?

下一次,我要把书藏得更深。

(采编:麦静;责编: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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