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进入专题
邱会作   
丁东进入专栏)  

    时间过得飞快,文革转瞬成为历史。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世的只剩下汪东兴一人,其余都已作古。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留下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显得特别珍贵。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錫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等21人,候补委员有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四人。到目前为止,只有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汪东兴有成本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在内地出版,李雪峰生前完成了回忆录《文革十年》,只在期刊上选登了两章,其余尚未发表。陈伯达去世以后,儿子陈晓农整理出版了《陈伯达遗稿》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美国女学者维克特出版了《江青同志》,披露了文革中江青和她几次谈话的详细内容,算是一种独特的口述史。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篇幅比较大,都是他们自己晚年精心撰写,不受官方结论束缚,去世后在香港出版,引起史家高度关注。这三部回忆录,就出版时间而论,以《吴法宪回忆录》为最先;就史料价值而论,以《邱会作回忆录》为最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史料学已经进入吴李邱时代。
    下面,我仅从三个方面,谈点读《邱会作回忆录》感想。
    其一,这部回忆录独家披露了史家从来不曾涉及的若干高层政治决策。
    在通常情况下,中共都是预先内部商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名单,才召开党代会。但九大例外。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政治局的候选名单还没有。次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主席要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实际上是商议“组阁”。对于政治局候选名单的产生过程,五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录。但黄永胜当时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详细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九届一中全会后与邱会作又有私下交谈,所以,《邱会作回忆录》就是有关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最重要的史料了。
    邱会作记述: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25至30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三人小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与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三人小组产生的第一个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錫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二十三人。关于江青,黄永胜在讨论中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他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月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二十五人的候选名单。毛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毛、林、周、康、黄五人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说:“我也同意。”
    纵观以上过程,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十分微妙。有人据此分析毛泽东的本意是既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常委,也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我认为,不赞成江青进常委,应是毛泽东的本意。此前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说,一月十日收到河南省地方国营五三农场某人给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并说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曾经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九大)代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但根据毛泽东两次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就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是有疑问的。毛泽东一言九鼎。他不让谁上,谁就不可能上。李讷、毛远新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王效禹也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加上了叶群,却有深意存焉。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影响力,江青都超过叶群。如果真心拿下江青,就没必要加上叶群。周恩来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把江青和叶群一起列入了候选名单。这样,原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温玉成外,全部进入了政治局。这也是对九大以前权力格局的承认和延续。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否定了造反起家的地方领导干部王效禹,却提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纪登奎和能够“一碗水端平”促成大联合的军队干部李德生进政治局,表明了毛泽东新的政治考虑。
    其二,这部回忆录开拓了观察党史军史的新视角。邱会作参加红军以后,大部分时间从事后勤工作,对中共建政前后财政机制的运行都有深切的感受。比如红军东征的动机,延安大生产的起因,中央派他到新四军筹款,以及六十年代中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他都有独到的观察和体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这封信的起因就是林彪送上的邱会作主持起草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部队为什么要搞农副业生产?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已经殃及部队,地方不能保证粮食供应,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有钱买不到蔬菜。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嚥: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
    当时,部队固然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1960年5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去秘密调查。邱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1961年冬,玉门、酒泉灾情严重,甘肃省委不报告,周恩来只好让邱会作拨出军粮调汽车星夜兼程送到村里,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1962年夏天,吉林农民因为没有口粮,必须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荒,不能锄第二遍草。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量区锄第二遍草,当年可增产十亿斤以上。为此,周恩来又让邱会作借出一千万斤军粮,秋后归还。
    当时,来部队的家属猛增。家属极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饭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们说:“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1960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当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提出异议,怕影响突出政治。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于是,邱会作到北京周边部队调研,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上报罗瑞卿,一周没得到答复,又直接报给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养猪,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部队再没有人得浮肿病。
    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并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的信传达到中央军委,总政主任萧华对邱会作说:“恭喜你得了大奖。”
    “五七指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范围。其主要影响有二:一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借重,对军队的借重,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成为一时之风。二是勾划了一幅新的社会蓝图。军队要成为亦工、亦农、亦学、亦民的大学校,工、农、学、商和党政机关也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称为“五七干校”,其他职业的人到农村劳动称为“五七”道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都不能回避“五七指示”。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度荒的起因,反而无人注意。
    其三,这部回忆录还触及了中国革命最深层的负面因素。邱会作15岁参加红军,18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和政治指导员、机关党支部书记,掌握中央红军全部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统计数字,上级是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通知邱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当时,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他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会作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在这部回忆录里,邱会作记述了当时军械科科长胡子昂、总供给部管理科长李跃冤死的经过。他说:“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何方在《送刘英大姐远行》中记述:“一次毛泽东找张闻天商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她就在场。毛泽东还特意问她:‘刘英,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讲点嘛。’她只说了一句:‘别的我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上,他杀人太多。’”(《何方谈史忆人》15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邓发果然在七大落选中委。可见当时党内心态之一斑。邱会作评论:“当时中央苏区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邱会作的书有不少地方突破了陈陈相因的流行理念,但这里把罪恶归之于“王明路线”,还是落入了窠臼。邓发也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王明当时远在莫斯科,对红军的影响力更是有限。何方先生对“王明路线”这种习惯性说法的产生过程已有详细分析。我想,还是应当反思这场革命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基本理念和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总结血的教训。
    
    (《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

进入 丁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邱会作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419.html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