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09日 10:45:58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心”
    
   □  (杂文家、资深媒体人)
   

历史的惯性
   
 
   2011年中秋节前夕,在《新快报》上读到殷海光的名篇《赶快收拾人心》之节选。我的湖北老乡殷海光(1919~1969),是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李敖称之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介绍其简历的文章,一般都会提到这篇1948年11月4日发表于《中央日报》的文章,以及1957年发表于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后一篇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要敢于讲真话。
   写《赶快收拾人心》时,殷海光是《中央日报》主笔,当然是为国民党政权着急。他大声疾呼“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当然是出于对政治现状的痛心疾首。他写道:“享有特权的人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他提出“希望在哪里呢?”至于如何“赶快收拾人心”,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即改弦易辙抑制豪强与特权,还权于民。但就像贾府里的焦大被塞了满嘴的马粪,殷海光因写此文遭到蒋介石的怒斥,差点丢了饭碗。国民党政权随后也就只有“转进”台湾了。
   这似乎应了一句俗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然而,蒋介石当时真的不急吗?他可不是明代那个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觉得天下太平自己怎么骄奢淫逸胡闹都不碍事。1948年底,辽沈、平津和淮海(国民党称“徐埠”)三大会战失败,“钟山风雨起苍黄”,中共军队渡江在即,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焉能不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但是,蒋更相信自己才是掌控时局的政治家,比殷海光这些书生更有大局意识,危难时期劲可鼓而不可泄呀!
   讨论60多年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成败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想分析的是有历史惯性的政情世态。
   历代统治者即便没有饱读诗书,对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理论也根本无知无觉或无信仰,起码他们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听父兄师长诤友念过“得民心者得天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之类治国古训。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信念和算盘:或者自信满满,觉得“人莫予毒”,根本就不相信天下有自己摆不平的力量;或者极端自私,我行我素,怀着南朝梁武帝萧衍“(江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心思。若在上者怀着 “击鼓传花”的心态对待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在下者则多怀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想法,不管不顾地享受着“有权的幸福”;而社会矛盾年深日久,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掌权者可能不敢变法,足将进而趑趄,生怕产生“多米诺骨牌反应”或“溃坝效应”,宁肯听天由命。当然,更一般的认知是,既得利益者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黄炎培的回答,要走出治乱相循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只有依靠人民监督政府。
 
   宝贵的“公民心”
   
 
   中国社会的现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强权、特权和腐败深恶痛绝。观世情察民心,只要上一上微博,对这种情绪就一目了然。论事实,说强权,只要看一看强拆强征的恶性案件,在相关条例修改颁行后并没有消失,自焚案和群体事件仍时有发生;说特权,“特供菜”之类报道并非空穴来风;说腐败,近日惹得舆论大哗的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巡视贫困县秭归的账单(13人在20余天内开销80多万元),无论怎么开脱都是腐败行为。还有财政税收高增长,贫富两极分化的炫富欺贫,真凶出现6年,而被冤死的河北青年聂树斌至今得不到昭雪,等等,令人难以平心静气地接受。应该说,当下民众“人心思变”的程度,绝不亚于奥巴马三年前竞选美国总统提出“变革”口号之时,更遑论喜欢谈论时政的许多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吁推进政改。
   那么,当下的政改是什么状况?
   在2011年3月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2011年9月14日下午,在大连承办的第五届达沃斯论坛上,与企业家代表对话,温总理又就政改谈了5点看法,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要维护司法公正,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坚决反对腐败。可是,不必讳言,温总理讲政改已不是一次两次,“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之命,在人心”并没有成为掌权者的共识和行为准则,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丑闻怪事层出不穷,刺激民众神经了。
   普通公民该做些什么?这使我想起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顾炎武看来,国家政权的更替是皇帝与食君之禄的臣僚们的事,普通百姓不必瞎操心;而保持全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则是每个卑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的。顾炎武这番话有其“先进”的一面,即将国家政权的兴替与社会实体的存亡和民众的责任脱钩,而强调文明的传承和个体的道德自律,这对至今把国家、民族与政权、政府混为一谈的人有启蒙意义,对将社会责任完全推卸给当权者的论调也是有力的反驳。但顾炎武的话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不仅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只有“天下”观念),也完全没有现代公民意识。所谓现代公民意识,核心当然是“主权在民”的思想,不承认“家天下”,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由此,派生出两点:
   一是与顾说相通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意识到每个人的言行都影响“天下”的文明程度,行仁义,守礼法,重诚信。从这个角度理解“国之命,在人心”,我们现在的人心之败坏(有学者叫“社会溃败”)难道还需多说吗?那么多伪劣食品从种养到加工再到消费者手上,难道全怪官方监管不严才让有关人员的良心喂狗了吗?动辄把人往死里揍的城管队员或公司保安,怎么就甘当打手还下手那么狠?那几个诬赖救人者是撞人者的老太太又是怎么回事,官方不至于教唆她们恩将仇报吧?大多数人都对天地良心负责,都有公共道德,这个社会才是有药可医的。
   二是对公权力和政府的监督意识。公民要敢于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忍气吞声“算了算了”;要敢于当“出头的椽子”,挑战不合法不合理的公权力滥用,而不是只想等别人出头了,自己搭便车。这是宝贵的“公民心”,也是可贵的公益心。
   有现代公民心(公民意识),就不会寄希望于明主、贤臣、青天大老爷;就不会坐等开明的权威来解放自己的思想;就不会坐等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而是会反求诸己,与掌权者进行良性互动,依法依规循名责实,要求掌权者兑现自己的承诺,带头依法办事,廉洁奉公,并对不公正的社会规则提出质疑,推动“变法”。
   在这方面,比如,深圳多年来帮助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杨剑昌,督促政府部门公开预算的吴君亮,广州抗议地铁公司乱花钱装修的中学生“举牌哥”,不怕打击报复而监督公车私用的区伯,还有“口罩男”、“拇指妹”等人,都是好公民,是大家的好榜样。近年网络上官民良性互动,促成社会进步的事例更是不少——当然,还要在推动制度性解决上下更大的功夫。
   与只知怨天尤上的中国传统思维不同,承认“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就将人民摆在主体地位了。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每个人都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不恨恨而死,更不用官员的堕落做自己作恶行非的借口,努力建设公民社会,努力推动改革前行——国之命,就系于这样的民心,我想。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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