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还有什么用,都没用了”,我们坐下的一刻,她这么说。

她还是把故事又说了一遍。

她穿着黑裤子,蓝色的线绒衣,短圆脸上除去皱纹,还有焦虑、冤屈与轻微的愤怒。一直到9月,她还是这个创业精神浓厚的城市的成功者,可能再度迎来新突破,她的工厂名字正是“腾飞”,她叫项碎兰。

对于她的人生前半段,她一句带过。而这也不是个追问的好时刻,她被一种深切的焦虑和不平占据了。她出生于1960年,只上到小学五年级辍学,这可能是文化革命的时代原因,也可能仅仅是家庭选择,一个农村女孩不要读太多书。她开始随着大人到附近的瑞安卖毛线。这是温州兴起的时刻,在整个中国仍陷于计划体制的禁锢时,温州人则玩起市场游戏。不过十年,他们创造出一个个产业群,这个镇子都是纽扣,下个村子都在生产变压器,隔壁镇则都是皮鞋……

临街的前屋是展示店铺,后面则是工厂,简陋的工厂一家接一家,而加工、包装、运输,一条龙式的服务就沿街道展开。这些产品轻易地征服了全国,甚至销往了海外。经过三十年重工业主导的发展,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匮乏得可怕。社会学家费孝通创造出“小商品,大市场”来形容它,它也是八十年代改革精神的象征,被称作“温州模式”。它也是绵延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的最近一幕。它从18世纪的英国发端,接着到了欧洲大陆与北美、,20世纪后中叶,它又转移到东南亚,亚洲四小龙因此兴起,如今它到了中国。

项碎兰是这股浪潮的创造者与受益者。到了八十年代末,卖毛线的小女孩已在上海兴建了棉纺厂。一九九五年,当温州龙湾区的工业园区建立后,她把工厂迁回家乡,她是工业园区最早的两三个企业主。

接下来的十六年,一切稳定顺利。工厂的雇员将近百人,年产值也有两千万。但困难也一直存在。尤其原料、人工、贷款的利率都在上涨,产品的利润越来越薄了,这也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很多企业干脆把资金投入到利率更高的地产、股票中。

她想通过新产品来应对,转产一种专供拉链使用的纤维纺织品。“温州还没有人生产这个产品,需求量很大。如果我们买了新机器,工人只需要30多个,每年的产值却能到4、5个亿。”她说。

8月,她和同事在在萧山考察了一个星期。9月2日,她向绍兴一家公司订购了新机器。她在工厂里安装摄像头,撬开地板,搬走老机器,准备安装新设备。一切顺利的话,11月就可以投产。

但不到两个星期,一切都变了。9月12日,传出吴保忠“跑路”的消息,他是温州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老板。夏天以来,这样的消息不时传出,它涉及到皮革厂、连锁咖啡店、电子公司、制鞋商、电器公司……它是这个城市日益浮现的危机的征兆。几年来,一场疯狂的金钱游戏席卷了温州,街道上是不断涌现出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与投资服务公司,而茶馆、酒店大堂、餐厅、KTV里,人们谈着拆借与利息。

对于外界来说,这是富有、贪婪的温州人新表现,他们炒楼、炒矿、炒媒,这一次他们直接炒钱。从市民到公务员、企业家,它涉及的人群广泛。它与人性的贪婪有关,所有的危机不都是由没有节制的贪欲导致的吗?而在中国,或许在全球范围,很少有人比温州人更钟情于金钱与生意的了。它当然也与国际环境事件有关,温州人聚集的大量金钱,在迪拜的投资、在莫斯科大市场的危机,当然还有山西煤矿的国有化中,都遭遇重大挫败。但倘若深入下去,它更与体制的困境有关,是这种体制造就了一场实业危机,让金钱投向逐利性更高的高利贷行业,它的回报率有的高达一年180%。它也是温州长久以来的地下金融系统,它是对僵化的官方金融体制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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