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之前,116日先去圣彼得堡郊区参观了俄国文学家普希金曾就读的皇村中学。温家宝在皇村中学的普希金纪念馆对着麦克风讲话时,郑重地说:其实我对普希金的认识,不仅是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他是在沙皇专制时代对自由的追求,最有名的是他的《自由颂》。他说我相信我长久会为人们所尊敬,因为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籍。

与某些领导人心血来潮的当众梳头和嘴里蹦英文单词等雷人举动正相反,温家宝在公开场合明显没有随机的言论,都是经过计划而且有所指。如果说纪念胡耀邦是表示自己在循着前贤的足迹前行,那么在俄国这番借题表白中所提到的为人们呼吁慰籍,已显然是在影指他近年十来次在不同场合讲话时所涉及的政改言论。然而这种经过计划而且有所指,听来还过于悲壮。作为一国的总理,其任期之内的政绩应该不只是用空谈来给国民一点慰籍。倘若民众需要,温家宝很可能在明年的十八大上背诵一段《自由颂》。

尽管一再重复的抒情已一些民众失去兴致,但从这番表白中倒可以解读出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高层唯一的还提政改的人已经认定那些言谈只不过是慰籍时,那些对政治改革还抱有期待的人的希望已被归零。实际上那些政改言论唯一起到的作用是抚平民怨。提政改以长治,慰藉以久安,即慰安。于是,无论温家宝本意如何,中国人所正在经受的政治却是,一面是全国各地的暴力强拆、占田夺地,迫害上访者、维权律师和异见者,一面是省市县各级的温家宝们和媒体一起下基层,体民情,吃盒饭,关心五毛蛋;一面挥舞狼牙棒,一面喂胡萝卜;一面暴打,一面慰安。于是,当然要扩建精神病院

但是,无论红朝控制国民的手段有多变态而有效,却已日益显露出种种即将败亡的迹象。暴政狂妄之顶点,也就是陷落的起点。

一,正如近期一些经济学者直言,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面临崩溃,甚至已有学者预言和论证中国政府即将破产。而经济发展这唯一合法性的崩溃必然牵带红朝政治的溃塌。二,从国际大环境看,新一波民主革命浪潮刷新了突尼斯,又冲垮了埃及、利比亚专制政权,专制国家接连爆发革命,势如破竹,这无疑是红朝当前最大的威胁。三,国内各种民怨沸腾,骚乱一触即发。

近日一些学者已对中国经济形势之危作出惊人的分析,此处不重复。最近还有一个佐证。前不久二十国集团第六次峰会召开前,胡锦涛在嘎纳称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欧洲,相信欧洲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这一表态让那些期待中国能出手相救的欧洲人开始有些失望,却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向来不通经济的红朝领导人们也已感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已自顾不暇。

很难想像,这个在其治下的社会里连被碾压的幼童都没人救助的政权去救助外国,会是出于某一个崇高而不低俗的理由。红朝政权从来就因其不被接纳而设法利用一切机会制造合法性,以让人接纳。对内,利用暴力和经济发展的小利令民俯首,对外,割地,投资,或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换取其它政治力量的肯定。而今欧洲众国深陷经济危机,按说是北京大显身手之时,但北京却自顾不暇,这也是北京方面内忧外患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动粗的城管或一次加税就能引起重大群体暴力事件的今天,若砸重金投资欧洲,临界点上的老百姓是否甘心忍受再被深剥一层皮,当权者心里也没底。

从国际环境看,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爆发的革命已对红朝造成巨大的震慑,同时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启示和动力。阿拉伯之春风从突尼斯开始,吹过了埃及,又吹绿了利比亚。不多的老朋友和兄弟一个接一个被颠覆,甚至被民众乱枪打死,联想到自身,权贵们必胆寒心颤,已然高度警惕中国社会任何可能催生“颠覆”的因素。从突尼斯革命开始红朝就加紧了对国内的严控和打压,包括维权民众、民主人士、异见作家或艺术家、媒体、网络等等,及今已到了警察在特殊情况可以随意让人失踪不通知家属,警察盘查身份证的权力被无限放大,甚至全民被限制娱乐消遣的地步,特别是不能拿当局来娱乐,因为对当局的惧怕一减少,反抗的胆量必然增加。以上种种,足见当局的惊恐。在阿拉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民众已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响应的态度和热情,此前中国各地多个城市发生的散步行动和最近各方声援甚至亲自动身去探望瞎子的行动,还有成为债主的大型行动艺术,都已经说明现在的中国只要有一个开花的契机,绝不缺少参与者和领导者,无论是静开还是怒放。

红朝不光对一般民众越来越难以控制,对被其控制最为严密的阶层和人群同样在丧失控制力。拿被其全力严控的媒体领域来说,绝不会只有一个官媒的记者想逃往海外,更不会只有一个官媒或地方媒体的记者想过要去临沂探望那位盲人。近年各级和地方媒体擦边球式和明褒暗贬式报导渐增,抗旨现象也渐多,甚至还出现集体抗旨的现象。

现在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反抗大抵有此趋向。变化最大的,是中下层民众的反抗形式。与几年前的集体静坐、集体下跪等群体平静反抗和杨佳杀警案、朱军杀法官案等个体暴力反抗相比,中国社会近来的民抗官行为越来越开始趋向于集体的暴力反抗。如暴力反侵吞征地款,暴力反城管暴力执法,暴力反污染,暴力反税等等,而且频率增高的速度可以天计,冲突的剧烈程度也不再仅限于从前的围堵建筑物或推翻警车,现已频频发生流血事件,甚至警民均有死亡。中国现在距离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只差一条将各种冲突的点串连在一起的线。应该注意的是,在目前异常的高通货膨胀、高税、中小企业倒闭、百业萧条等直接威胁到基本生活的现实问题促动下,这条线随时可能生成。更应该注意的是,那撞了人不但不救还要彻底轧死的司机们,那一个个漠视生命的过路人,一旦被逼反,很可能也是不讲人性的。

对中国大陆的执政者来说,天从无绝人之路,除非自己执迷死路而不悟。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骤变已经展示了一个选择的参照:让中国能像突埃一样基本平稳地过渡,或者如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卡扎菲一样冥顽到底最终命丧于暴怒的乱枪之下。这不禁让人想起大陆高官数次出访国外时所遇人群打出的字幅神和人民给你的时间是有限的。阿拉伯的故事所展示的近在眼前的两种结局,也许就是上天给党内高层所有良知尚存者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在国内外的观众看来,每隔一段时间提提政改,或者慰问几个群众演员,或是纪念一下前开明领导,然后过段时间,再提提政改,再慰问,这成了定式的总理活动安排已让人疲怠厌倦。最近的五毛蛋事件更令总理颜面扫地。总理此行应该说是真的出于对民生的关心,但在交谈学生和现场所有的人都被安排的情况下,即便他真心亲民,这一切最终也只会成为一场秀。不久前在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又提政改。和以往一样,有人闻之再对中国的未来心怀憧憬;有人骂之作秀;还有人认为他是在跟权贵专制统治公开叫板。可以肯定的是,身为总理的温家宝,其一切面对公众的言行均是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授意或者至少是默许之下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一个总理真的说了党不想让他说的话,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能说过一次,也绝没有可能再说第二次。所以即便是看起来小心翼翼的政改言论,能三番五次的透过媒体传出,说到底应该是党的一种安排。

整体来看,容许温家宝的温情四溢,其言其行作用至少有三:一,自然还是给中国的群众一点希望,让他们以为还有可能政改,让他们稍安勿暴,能忍多久忍多久。二,给国内一些改良派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群一个宣泄的靶子。任你骂也好作秀也罢,总之能给改良派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群一个出口。这部分知识分子中因各种原因而不愿或不敢骂党,对他们还有社会上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的人群来说,温家宝就成了一个绝佳的替身,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对党的不满甚至攻击。三,充分发挥胡萝卜作用。当局一方面挥大棒打压民主和异见人士、维权律师和民众,同时另一方面当然得制造一些胡萝卜效应。温家宝就是一根非常有效而且令人回味无穷的胡萝卜。不知道温家宝本人是否知道他和党之间这种关系。不过,他越是真心亲民,对党来说,这三点功能发挥的越好。

和温家宝有类似情结的,还有上届总理朱镕基。退休多年的朱镕基,在2011423日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校庆前夕,回到了长期工作过的母校清华,以罕见的高调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尽管官方对这一消息的报导很简单,但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朱在对清华师生的讲话中对中国的现状颇有微辞。他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图书馆赠送了当时还是试印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在对清华师生的讲话中,朱镕基评价自己的书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还说“我送给你们我当国务院院领导12年的经验,我把我的经验送给你们。请你们看一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胡话、真话、还是老实话,请你们鉴定。”

无独有偶,在朱镕基重回清华后大约半年,1025日,现任总理温家宝也回到了母校南开中学。温家宝对师生们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童年成长的经历,并充满温情地向中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穷人经济学”观点。他说:“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还说:“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朱镕基自2001年辞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首度重回母校;而温家宝则更是阔别南开中学51年之久后再度故地重游。朱镕基对清华师生的这番话想必早已是骨梗在喉良久;而温家宝对南开学子的这番感言看来也是垒块于胸多时。从朱镕基的讲话中人们不难解读出两点。第一、这位卸任的总理非常在乎历史对他的评价,很担心后生们不知道他当时是讲了“真话”的;第二、既然他一贯讲真话、实话,那么当前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应当是与他无关的,历史的责任不应由他来承担。从温家宝对穷人的温情脉脉人们也不难解读出两点:第一,温相很担心人们不知道他其实是很关心穷人心的,一直心系穷人,历史的评价不应误会他的心意;第二、既然他其实一直是心系穷人的,那么当前中国社会最严峻的贫富分化问题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不该苛责于他。可是,朱、温两位宰相可能都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历史的评价,主要看的是当事人的实际行为及其后果,而不是看其动机。

朱镕基在任期间施政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改制”,今天回首这个“改制”的主要后果有两个。一是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基本完成了私有化、而大型国企则长成了巨型垄断寡头,这是“抓大放小”方针的直接后果。第二是在“改制”过程中数千万国企职工失业,而原国企的厂长、经理们却中饱私囊,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摇身一变成为了老板和企业家。平心而论,低效的国有经济不能长久维持,错不在“改制”,错在改制过程中多数人受损、而少数人受益;无辜者受损、而本应承担责任的人受益;原本一无所有者受损、而原来就享有特权的人受益。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朱相的国企“改制”忠实地履行了“人之道”。在东欧前共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也进行了国企的改制,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些国家,让员工持股、使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样既可以激发广大职工“主人翁”的积极性,又能顾及公平原则,不至于激化矛盾,如此惠而不费的良策朱相为何不用?朱相既然一贯“讲真话”,这其中的缘由可否对中国人开示一二?!温家宝主政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是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经过温相的一个多任期,全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上涨了510倍。其结果也有两个,第一是大部份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远不及房价的上涨幅度,成了有钱却买不起房的“另类穷人”。第二,为了攫取土地资源高价卖给开发商,各级地方政府大肆征地,从农民和城市平民手中低价夺取土地。以至于拆迁纠纷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矛盾之一,这个过程中制造了上千万失去土地和住宅的贫民。温相如此关心穷人,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中缘由可否展示?!

应该承认,朱、温两相都是60年来的贤相、良相,作为个人,他们受体制的掣肘太厉害,其实也是有心无力,经常被腐败的官僚集团所挟持,好心落不到实处、政令不出中南海。然而从经济政策讲,以国企“改制”为例,东欧一些前共产国家是实现了员工持股,这其中的好处难道朱镕基看不到?人们忽略的一点是,实现员工持股的前提是,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已经下台,而这一“改制”进程只能由民主的政府推进,而不可能靠党的官员自己推进,因为如此改制对官员们实在没有好处,他们也不可能有任何积极性。朱、温二位应该非常清楚一点,经济上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党和政府必须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决不是受损者。要党和政府受益,就不能断了官员的财路,因为政策要他们去执行,他们必须有积极性。只有党和政府受益了、官员们开心了,朱、温在其他领域的措施在党内才有可能得到拥护支持、他们主政的地位才能稳固。而这一点,也是两位宰相深藏于心,不便说、也不能说明的隐私。

在经济领域之外,朱镕基以反腐败的果敢言论著称;温家宝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出位言论闻名。不过,走出经济改革一步,二位也就只能停留在“言论”层面。朱镕基信誓旦旦要把99口棺材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可是他离任之时,不见那99口棺材,只见一个未曾了结的“厦门远华案”。温家宝从20108月在深圳特区30周年前夕发表政改言论开始,到20114月出访马来西亚,他在各种会议、论坛、外交场合公开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就有11次之多。至于20114月以后他又发表了多少次政改言论,人们关注的兴趣就大减了。

朱、温作为党内的开明派和改革派,天生地在党内就居于弱势地位。因为他们的改良是体制内改良,目地是要维稳保党。所以,只要是党内的顽固派们祭出“亡党亡国”这道金牌,他们再好的措施也要放弃,就必须屈服。“改革”的目的是党的江山永固,不能改到动摇党的根基。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到江山易色,这其间的临界点在哪里?这其实是相当微妙的,很多时候也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所以,在权贵专制集团的内部改良过程中,保守派和顽固派总是居于较强的地位;而改革派处于弱势地位。改革派们一方面要应付体制外要求做根本性变革的呼声,捍卫现政权;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体制内顽固派的攻击,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可谓是腹背受敌,两头被挤。在历史上,专制集团内的改革派人物,如果不能得到最高权力掌握者的全力支持,几乎是寸步难行。

朱镕基的“真话”倾诉、温家宝的“温情”表白,说到底都是无奈之举,同时都希望在历史上有一个好的评价。可是作为在近20年间主政中南海的两任宰相,他们不可能不对中国今天的现状负责。面对当今的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悬殊、经济泡沫行将破裂、民主人权倒退,纵然是句句真话、处处温情,但历史是无情的,不仅仅是看大人物说过了些什么,还要看大人物们做过了些什么,说和做得效果如何。

所以,对朱镕基和温家宝,历史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就目前情况看,是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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