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更为亮丽的是,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积极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7年1月,他和钟家仑、伊林、涤西等人一起,将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追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镇压群众的法律责任等标语,贴到了新华门、天安门、王府井、三座门等地,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真实的心声。此事被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定为反革命重案,北京市委将此文件传达到家喻户晓。李冬民等数十人随即被捕入狱。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至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事情,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足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米鹤都

  几度风雨几度秋

  李冬民口述

                                                   采写: 阎阳生 米鹤都

                                                   编辑: 阎阳生 米鹤都

  

    李冬民,河北唐县人,1947年生于河北。文革前为北京市第25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曾跳两级参加高考。文革初期,他以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起家,发起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任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967年中学红卫兵分野,他是北京中学多数派,即四四派红卫兵的领袖。文革中,他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有密切接触,曾被江青赐名,改“李冬民”为“李东民”,寓上随泽东、下连百姓之意。1968年被放逐张北的部队农场, 1970年加入中共。1973年复员到北京当工人。1977年1月8日,他率人在天安门等地公开贴出 “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标语,因而被中共中央列为重案,被捕入狱。后查清,此案纯粹是由北京市的“父母官”们为制造虚假的政治形势、胁迫中央决策而导演的假案。1980年由中共中央平反,获释。此后,李冬民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所。不久,组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的民意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所,著有《社会学方法论》、《社会价值分析导论》、《社会指标运动论》《社会管理》、《社会调查概论》等著作。

  总部的小政变

  当时在兵团内部,也有点分歧,分歧还是在对血统论的认识上。我们其实都反对对联,但龙江和另外几个人一边反对联,一边也心有余悸。

  我爹原来是老区的,干部调动到北京来的,40岁的时候当了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1966年文革运动一开始就整北京市委,他当办公室主任得罪人也比较多,很快就给打倒了。因为老区来的,他们找不着他特务嫌疑,他过去也没机会进监狱,当不了叛徒,就打成了修正主义的黑线人物了。我自己当然知道我父亲不是坏人。可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暗下知道我父亲倒了,说你父亲也黑了,你也就长不了了。

  那次是66年10月份的事了,我们既然成立了组织,也得有活动啊。你建了这个庙,就得要烧香啊。我们就召开了一个革命性不强、但有社会公益的,欢迎中国石油1211英雄钻井队的大会。我们租了个会场,搞了一个向英雄致敬,向毛主席致敬的一个会。

  后来我听说,那个万人大会,我穿一身蓝衣服,戴一红袖章,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那几个负责人嫌我太扎眼了。他们就指使人,给我写了一个条儿,说:你不要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影响不好。他们怕人家抓我这个黑帮子女的小辫子。

  接着,他们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派人到二轻局去调查了我父亲的问题,开始排斥我了。因为这些事,我把另一个首都兵团元老秦喜昌调到兵团总部,就去黑龙江串联了。结果我到东北不久,首都兵团的内部矛盾就爆发了,一直延续到12月,我就赶回来了。

  那时,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也腐败了点,不懂事,出门就爱坐个车,前呼后拥的,还有女秘书。秦喜昌是个绝对清廉的平民子弟,眼里不揉沙子,干事拼命,痛快利索。他去了立马对兵团这些非革命化作风进行各种抵制,而且他明着为我鸣不平,说我是学毛著积极分子,而且落实在教育革命上。后来,他坚定地为我主持正义,最后决定采取具体行动。

  秦喜昌那次带人包围了兵团司令部,他到会议室说: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这事不能说是我策划的,应该是我们大伙商量的,最后我也同意了。我们没有要打的架势,但是说得很明确。秦喜昌很文明,让他们走了就完了。这就是小政变。不过不是夺别人的权,是别人先把我排挤走了。事实证明首都兵团那几个负责人错了,于是我们就做了个决定,从路线上要清理他们。清理完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出去了。

  靠上中央文革

  有一次,因为兵团下面的人惹了点事,关锋、戚本禹找到了我们首都兵团。他们到我们这里了解以后呢,就向中央文革报告,说刚刚发现北京中学生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机构,这么成系统的一个组织。这时正好老红卫兵垮台了,其他各派还没有成势的青黄不接的时候,而我们就显得地位很重要了。

  1966年12月11号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去人大会堂开座谈会。我们这一群人谁都没见过中央领导,乱哄哄的。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群人,有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往下是张春桥、姚文元、谢镗忠、李曼村,穆欣,还有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中央文革都是一身军装,江青也穿军装。只有总理穿一身灰衣服,康生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

  那次是我和中央文革的第一次见面。你想想那个场面!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除了主席和林副主席,其他人都来了。那么大一个阵容接见的对象,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帮小孩子。据记载我们去了19个人,我叫大家都坐下。中央文革也10多个人,还有总理。他们在中学发现了这么一批新人,很好奇。当时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谈得也比较轻松。

  寒暄完了以后,他们就了解中学的这个形势,了解全市18个区县的中学和我们的组织情况。当时有我,刘龙江,还有臧振彪等,我们这19个人是代表全市18个区县的。我们没有发言次序,大家都说了几句,我不记得了,可能我说的多一点。那次会上,他们问的问题,是想了解中学里的一些情况,接着就是听听我们兵团的情况。

  当时大家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是工作组问题,工作组打击学生算一个问题吧;再一个,就是搞红色恐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在这时候已经变了味了。我们是把血统论制造的红色恐怖这些错误,称之为文革当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老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已经垮了,但是理论上还没清算呢,大家还在告状。

  当时我们正筹备一个会,就是批判老红卫兵用血统论制造红色恐怖,控诉中学里打人、伤人、害人的这些劣迹。这个会呢,定在12月16号,会场定在工人体育馆。和中央文革见面以后,我就正式邀请他们参加12月16号的大会。总理、江青当场就答应了。

  12月16号首都兵团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中央文革也是全体到场,这就把过去说的所谓出身问题的阴影一扫而光。

  江青为我更名

  1966年12月11号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我们首都兵团,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

  当我招呼大家都坐下后,江青这时候就假装熟悉似地看了看我,问:哎,你是谁家的孩子?江青可能还想套用以前和老红卫兵打交道的方式,因为她对这些高干子弟家庭都熟悉。但是我们这里不一样了,按我父母这个官对她而言也就是老百姓家庭。

  我坐下跟她说:首长,您以前没见过我。江青就挺好奇,她问:那为什么?我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没见过您啊。康生和戚本禹两个人觉得我答得挺有意思,笑了,江青也一笑。她一笑我就给她加了一句:因为您是首长,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我们大家都想见到您。您呢,见过的人比较多,不一定记得住。但我们见没见过您,我们印象会很深刻的。这是我见江青的第一面。

  这次见面不像光明日报的记者后来在书里写的那样。在文革结束10周年的时候,这位记者曾问过我这次交往的情况。他后来写到:江青见到我的时候,还讨好似地问我,你是谁家孩子?文中写道:李冬民非常有立场,非常冷静地驳斥江青:我没见过你。那意思好像是说我当时对江青不屑一顾,所以对江青说:我没见过你。这个细节他记载得不对,我那时对江青非常尊敬,细节应当是我上面说的这样。

  我和他们接触,我感觉我比较自然。既然说事嘛,和大人说事,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的也都是具体的事件和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他们也在听,当时我也很坦然。

  后来我们的活动都是对中央文革负责,直接接洽的是戚本禹、张根成。在上面对江青负责,但不对陈伯达负责。我们那时候都有点大人气了,而且我不是那种高干子弟,所以没叫过“江青阿姨”,而叫“江青同志”。不过江青倒是给我改过名字。我叫李冬民,有时候也用“李东民”三个字,在一开始的宣言啊,《团结大多数》等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李东民”。一些小报也用我这个名字,我开始的组织也叫东风战斗队,一是象征着咱们东方民族主义的色彩,又是共产党的革命色彩。东风总代表共产党嘛,有革命意义。当然最主要还是代表毛泽东,这种领袖的身份。

  江青看我有时候用冬天的冬,有时候用东方的东。1967年春夏之交,有一次见面,她就说:你就把名字就改成“东方”的“东”吧。这样呢,这个“东民”是上跟毛泽东,下联系人民群众。江青还有这么一个解释。

  后来我的名字就改成“东民”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像文革初期时的改名风潮,有点俗套,所以也就是在发表文章时用,我有几篇文章是用这个名字发的。户口本上没改过来,一直是冬天的“冬”。

  从1966年底到1968年,和江青在会议上接触的次数比较多。最后一次见她是1968年的五一节,是在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当时最荣耀的是总理啊,也把老帅们请出来了。那时候像朱德,陈毅等那些老帅、老领导好久没在公众场合出现了。而中央文革的有些人,像关锋、戚本禹已经不见了。那次印象很深是对于老帅们的位置安排,从位置上也是在右边儿上,可能是中央文革做的这种安排。那时跟江青已经好长时间不见了。吃饭的时候,我们上去给她敬酒。那次江青表现出来,还把我当孩子似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你长高了。我就问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很好。那一次她没有穿军装,是一身灰色的西装,有件灰色的披风。江青的形象还是可以称之为婷婷玉立的一个人,很有风度,言谈举止很潇洒,很自如,谈笑风生。她对我很亲切,那个时候像个女人看孩子似的。那也是最后一次,我们也从此就再也没见过。

  总理不把我当孩子看

  文革中,我们和上海的一月夺权不谋而合,也在一月占了北京市委大楼。1967年1月,我在北京市总工会参加了两次会议,是由北京工人造反派一个头头召开的。他们认为,李雪峰在当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实际上也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他跟着刘少奇改组了彭真的旧市委以后,给各地派工作组,等于在路线上也错了。

  这些工人农民比较务实,他们不往上看,就瞄上了北京市委,认为新市委也错了,一直还没清算呢。工人农民啊,就在这两个晚上开会讨论这事。一个是市委有哪些罪状,一个就是调兵遣将,准备要占北京市委大楼。那两次会上,大学生只有韩爱晶一个,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很瘦,穿一身棉的黄色短大衣,实际上是他们北航的工作服。等到研究占领北京市委大楼的时候,只剩下韩爱晶跟我们讨论这件事,但他也调不来人。那时候城里的中学生就有个好处,人多、交通便利啊。第二天下午我们打几个电话,呼啦一下来了几百人,好像600人。以后第一机床厂又找了些工人,就这样把北京市委大楼给占了。

  当时我也去了,在里面待了两天。二楼是机要室、电话室,有小会议室、小礼堂,就动用几个学生看管住。我们去了三楼,三楼是核心部门。后来北京成立了革委会后,三楼是领导办公的地方。中学生对这些知道的不太多,也不懂这个机要那个档案的,所以都没碰。这时候,接了一个电话,中央文革通知我开会:去听上海一月风暴的经验宣讲。那时候中央文革已经知道首都兵团了,也有电话了,有这种会一般都通知我。

  这样我就去了人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开会应该是晚上7点半,那时我也不知道忙乎什么,到那儿已经9点了。那天晚上挺热闹,那些上海的工人代表正在讲,之后才知道是王洪文。他们介绍“上海公社”,介绍一月风暴的夺权经验。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这些人都在台上。我急急忙忙地到最后边,要了张纸写了个条子。给总理和江青写的,当时我就认他们俩。我写:“周总理、江青同志,昨天晚上,北京的革命群众已经进驻北京市委大楼,造了北京新市委的反,夺了北京新市委的权。”最后写上我的名字。

  那时总理正主持会呢。一会儿他就说:请李冬民同志上来。我赶紧从后面跑上去了。总理说:你来给报告一下情况。我就现场报告了一番,说我们多少工人,多少学生,怎么把整个北京市委大楼占了。当时正在讲上海夺权,我这么一个报告挺呼应的,也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东西。

  我讲完下来,总理就专门走下台,对我说:你去打电话,告诉这些革命群众,我们支持你们夺权。进去了就要坚持住,不要再出来,要抓好全市的生产,管好人民的生活。后来我也挺奇怪,北京市委被占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人往上反映。外界还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偏偏就是我去报告这些事。而且总理还让我去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我也像个大人似的,跟他的秘书一样,赶快去通知传达。

  我经过这一次和总理的接触,就觉得很随便了。像他这个年龄的人,能够不像家长和长辈那么和我谈话,在我接触的人中,总理是最早的。我感到他比较和蔼,而且他喜欢听具体的事情,我跟他交谈,说的都是具体的事情。

  还有一次,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开什么座谈会的时候。我就告诉总理,北京饭店的两派要打架,一派要封门,一派要找外边的造反派冲进来。这些造反派都是已经工作的职工。因为我一直关注各种社会问题,所以消息比较灵通。我得知这情况后就告诉总理了。

  总理听完我说的,特别认真。他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外事单位不能乱!这是北京饭店,是北京进行外事活动的地方,不能叫造反派进来,更不能封门。然后他马上对我说,你去给他们打电话,不要封门。我说:好,我马上去。他一边讲一边让服务员去给我找电话,把我领到小礼堂后面,让我打电话传达他的指示。

  总理跟我交谈的时候,做特别安排的时候,从不把我当成一个中学生,而拿我当个可以依靠的人。你给他讲这个事儿,他就委托你办这件事。总理没拿我当个小孩子,这是第二次。

  吃面条谈“三结合”

  1966年底前后,兵团里有一个景山学校的女生被人报复打了。江青听了很气愤,就指派谢富治查办这事。当时我在场,跟谢富治就是在这个场合认识的。谢当时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负责抓人查案子的是谢富治。这事最后也没查到,但是谢富治很认真。

  此后一个时期,组织这种大、中学生座谈会时候,都由谢富治出面。我们见了多次,也比较熟悉了。而且他对首都兵团呢,应该说比对别的学生组织更熟悉一点。

  1967年1月,具体哪天我不记得了,谢富治单独找我。他打电话把我叫到人大会堂,我到那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从南门进了江西厅。在小厅里,只见谢富治正弄着一碗面条,在那儿吃。我说,谢副总理,您还没吃饭呢。他说没关系,你坐下谈。又问我吃饭了没有?我也如实说:我也挺辛苦的,也没吃饭呢。他就让服务员也给我弄了一碗面条。清汤肉丝面,我对味道倒没感觉,解饿嘛,还是跟副总理单独吃饭。

  我们边吃边谈。他说:是这么回事,毛主席现在有个意见,要北京市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是三结合的原则,第一,要有你们这些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第二,当然解放军要有一点;再有呢,就是这些地方干部,也参加进来。这就是三结合。

  他说:你看我们北京也成立这么个权力机构,你同意不同意?我说同意。他问,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他说那我们就按这个三结合的原则,你们革命小将准备着,按这个原则去把自己的组织建起来。作为一个方面,作为这个权力机构的支柱。他也没说我是头儿,也没有提具体的名单,但是当时中学生里,他就找了我一个人。对于我来说这是最早的一个通知。

  接着,谢富治有次召集工作会议的时候谈北京的运动形势,捎带着讲准备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机构。他说,有这么一个原则,通知你们一下。党中央和主席指示我和戚本禹两个人,抓北京市的权力机构建设。我们给你们当联络员,给你们做服务。再往后,就是在2、3月份,正式通知我:大学组织了个红卫兵代表大会,然后你们中学呢,因为人多,再单独组织一个。当时北京的大学几十所学校,大约有16万人。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是500多所,大概有50多万人。

  江青在多种场合下,表扬过谢富治。她说谢富治同志是个好人,多次说到他是好人。谢富治总是很憨厚的,喜不自禁地笑笑,发出那种非常欣喜的、呵呵的笑声。他对毛主席特别忠诚,然后就是办事可靠。谢富治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看得出他们的关系很好。

  筹建中学红代会

  谢富治和我谈过之后,就没再找我,而是中央文革和我具体谈。筹备中学红代会的运作体系大致是这样的,上面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牵线,具体联系是张根成,他们负责提出指导意见。负责组织工作的是卫戍区负责军训的李钟奇,具体办事的是防化处的处长刘丰。他非常精干,做事也细致,跟我个人感情也很好。我们经常一起到处跑。

  文革中的北京中学生比较特殊,不像外地的中学生基本都是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北京的中学生一是政治上相对成熟,而且从八一八开始,实际是中学生在主导着北京的局面。二是人多,而且大部分都在城区,这是大学生没法比的。所以北京的中学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这也是中央文革之所以那么重视,还专门接见我们的原因。这时候老红卫兵已经倒了,其他派别还没有成气候。中央文革要具体联系中学的时候,除了我们找不到别人。首都兵团,一个是批判血统论,在这点上站住脚了。一个是搞毛主席号召的教育革命,虽然没吹起来但也有影响。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有个遍及北京城郊的组织系统。这样,一个是谢富治,一个是卫戍区,再就是中央文革,他们几头找,都是找到我们。

  那个时期,革命左派就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一些中学生便投靠了他们。“三司”在下边也弄了个中学中专部,设在现在民革中央的地方。“三司”就此野心勃勃地想把北京的中学生都管起来。但是由于有首都兵团的存在,而且大学红卫兵还有“一司”、“二司”两派,这使他们未能得逞。作为我个人,认为“三司”太左,也从心里不喜欢“三司”把手伸到中学、想把我们也一统天下。可他们偏偏碰上了我这么一个人,我当时要是已经上了大学,北京可能就没有中学红代会了或者就是“三司”的傀儡。

  筹备初期,中央文革找我提出了一些意见并点名推荐了几个人:首先,戚本禹建议把“三司”的中学中专部纳入红代会。第二,他确定了清华附中要有人参加,先找个代表人物,戚本禹让他的秘书张根成推荐了刘X,让我去联络。第三,红代会里光是学生不行啊,戚本禹又推荐了一个朝阳区的一个老师杨XX。第四,张根成又按照戚本禹的意见,推荐了101中学的任XX,说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开始筹备时,确实有三司中学部的人参加。我一看,什么三司中学中专部!我没有小算盘,但我很明智:你不能跟我们中学的首都兵团来对抗。后来,几个三司的人很明确地被我踢出去了。

  中央文革推荐清华附中的刘X,看来也是蒯大富他们的意见。我先派人找了刘X。然后大冬天的自己跑到101中,在学生宿舍里找到任XX。这是戚本禹很欣赏的,极有口才的一个人。他瘦高个,声音洪亮,侃侃而谈。我再找了中央文革推荐的杨XX。另外我推荐了刘龙江。在筹备会之前,我们几个凑到一起,在宣武师范学校住了十天左右,搞集训。中央文革派来几个北师大的学生,类似辅导员,帮助我们工作。

  接着又召集了各区县的人,这些人主要是秦喜昌提供的名单。说到这,不得不说几句秦喜昌。上学的时候,有一阵大家迷数学,一套数学竞赛辅导书有三千道题。他能没日没夜,一个人把三千道题全解一遍!他身体素质很一般,走路还外八字,而且家里条件差也没有什么体育投入,各种球类等活动都不会。后来他就找最省钱的办法,练长跑。他能够从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外八字,练到连续两年在全校运动会长跑比赛中夺魁,我们可是有3000名学生的男校啊!他就是那种不辞辛劳的拼命三郎。组建首都兵团的时候,他曾经跑遍了北京郊区。这次筹备成立红代会的时候,他又一个人下去跑。那时候我们也有车,大家都抢摩托车骑。他没有,就是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十八个区县他都跑遍了,奠定了红代会在区县的基础。

  中央文革的张根成跟我说:你不能都弄成你们首都兵团的人啊。我说,对,面还得大一点。不过其他这些红代会的基础骨干,特别是区县的,别人提不出代表来呀,全是秦喜昌搜罗来的。所以,最后还是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为核心。

  人选最后的审定,实际上是由卫戍区和下面的军训团负责。由他们几个人和我决定中学红代会的核心成员。最初根据中央文革的推荐,我们内定的核心组成员是5个。我一个、刘X一个、任XX一个、刘龙江一个、还有杨XX,一共5个人。[1]这个过程中,我和任、刘的关系都还是好的。对于这个机构将来怎么设置啊,也听他们意见。任跟我个人关系非常亲密,关系极好,他发誓要跟我并肩战斗。我也确实欣赏他有口才,他也承认我有组织能力,也知道工作组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这些事情。那时候我们编《兵团战报》,觉得他嘴行,我笔快,互相还是挺欣赏的。

  内定者落马

  再往下一步走的时候,遇到麻烦了。我们成立一个全市性组织,下边还要听取学生意见。你这人物社会上有点影响,你还得在原来单位过得去才行。解放军是正规照章办事的人,下去一调查,发现问题了,中央文革点名推荐的3个人都有些问题。

  朝阳区的那个中学老师,一调查说他有男女关系问题,这肯定不行。中央文革又介绍了一个地院附中的老师,叫薛玉峰,也很有才。他那会儿30多岁,跟我和刘龙江还嘻嘻哈哈的。

  任XX呢,他在学校没有群众基础。很多人,包括和他一派的一些人也并不认可他。他的家庭呢,他爷爷在苏联,见过列宁,是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的成员。据说,后来俄罗斯还真承认他这段历史。按共产党的算法,他们家应该是老革命。当年不知道为什么,解放军外调的结果,说他家是伪官僚。也可能是说他爸,没说他爷爷。我其实挺喜欢他,但解放军不愿意惹这麻烦。结果在3月份要成立红代会的时候,把他拿下了。任得知这消息找我激动地长谈,他说我一定会跟你好好干。我没法说话,最后我说这个没办法改变,咱们以后还多合作。他非常气愤地离开了,日后他成为我的对立面—— 一个铁杆的“四.三派”。

  刘X原来也内定是中学红代会的核心组成员,因为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吧。清华附中那些人,说她和蒯大富来往密切,老泡在清华大学里,整天不在学校。没有什么其它正当理由,就说她没有群众基础。她被替换不是我宣布的,而是清华附中军训团要换人。她也跟我翻脸了,后来也成了“四.三派”的干将。

  我承受的这些,都无缘无故啊。最后凑了一个班子,一共37个委员吧。核心组就是5个。军训团外调后,把101的任XX换成了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必须要有一个,于是换了一个工人出身的程金香。她是军训团推荐的,很老实一个人。核心组最后就是:我,二中的刘龙江,清华附中的程金香,师大附中的陈永康,教师代表是地院附中的薛玉峰。

  在成立区一级红代会的时候,我还推荐过女4中的罗雪柯,她家是文联的吧,家里藏书巨多,这是我一直很羡慕的。实际上我们有点少男少女那种朦胧的情感。那些解放军看我对她挺认可的,让她当了朝阳区红代会的头。她后来成了女作家、影视创作者,后来嫁给了101中的鲍国路(后改名为柯云路)。大名鼎鼎的柯云路背后,应该说有不少罗雪柯的心血。

  首都大学红代会首先成立,中学红代会紧随其后,是1967年3月25号在人大会堂成立的,当时除了主席和林彪,总理以下的都去了。开幕词是我写的,我读的。总理,陈伯达都讲话了。红代会的权力机构叫核心组,我是核心组组长。

  中学红代会成立后,接着成立了工人代表大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这样革委会的四大支柱表面上就搭起来了。这四个会开完了以后呢,就在这四大支柱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9人主席团,谢富治为主任。军队上的是郑维山、付崇碧。地方干部是吴德,再往下呢,就是有一个学部[2]的人,还有就是四大支柱各出一个人,大学红代会是聂元梓,中学里是我,代表工人的是刘锡昌(音),代表农民的是邓万田(音)。我们9个人组成了主席团。

  1967年4月20号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谢富治是主任,几个副主任有吴德、聂元梓、付崇碧、郑维山。中学生里只有我一个常委,其他的是委员。这个名单是中央文革决定的,当然最后都是毛主席的意见。当年对我们的任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那时,我身为中学红代会的头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似的,也没什么权力意识。不过,代表着北京500多所中学,几十万中学生也觉得挺自豪。

                                                                                                

    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栏杆上右数第三人为李冬民。

  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兵多得很哪”!我诚惶诚恐地赶紧对他老人家说:“我们都是您的兵!”

  “四.三”起烽烟

  好景不长,随着中学生中思想认识的分歧以及中学红代会中的矛盾,中学很快分裂成两大派。

  1967年初,军队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派出宣传队进驻中学,对学生军训,实际上是接管政权。接着,各学校成立了一批革委会。在军队派来干部的帮助下,东城区50多个学校,纷纷把革委会建立起来了。我们25中的军训团是铁道兵的,二中来的是工程兵的。

  这时一部分不安分的学生,又开始活动了。大学里的一些人也与他们有联系,鼓动这些中学生冲击刚成立的学校革委会。这批后来成为“四.三派”的学生呢,就和来学校执行军训的解放军之间发生了矛盾,和学校里的“老兵”以及后来成为“四.四派”的学生都发生了矛盾。当初我们首都兵团批判对联的时候,他们中有些和我是朋友。在1966年9、10月份,我们这些后来的“四.四派”,认为对联不符合党的政策,自来红的思想是不对的。怎么老子英雄,儿子就一定是好汉呢?怎么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就一定不好呢?我当时的判断能力还是有的,再说就是自己弄不清楚,也不会去迫害别人,而且我们对出身不好的同学是有帮助的。但其中有些人到了1967年初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激进,反过来批判我,批判我们这些曾经帮过他们的人,说明确点就是要夺权。

  这些学生闹起来,矛头首先是对着解放军的,因为在学校执掌大权的是军训团。他们逼着来军训的解放军,让人家表态支持他们。有的学校还把人家小战士逼到屋顶上,不表态就不让下来。这是极不合理的一些事。当时弄得很乱,他们就上访告状,并通过大学的一些渠道捅到了中央文革那里。

  1967年4月3号晚上,红代会成立还没几天,正在有条不紊地做事的时候,我突然被叫到人民大会堂。我去了以后,先见到蒯大富,我问他开什么会啊?老蒯洋洋得意地说:你听听就知道了嘛。我到会场上一看,都是中学一些比较激进、不满意军训的人,其中有与老蒯关系密切的清华附中的,有27中的、28中的、6中的、地安门中学等学校的一些人。一会儿,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戚本禹,应该也有陈伯达,就都到了。还有负责军训的解放军也去了。

  学生和解放军坐在下边。一开会,这些学生就开始控诉军训的解放军,批判军训团,说解放军支持“联动”,是反动的啊,不支持他们革命派。他们在会上说的话,有些是很极端的,不符合事实的。

  有学生说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有个首长还说什么什么了。他们一告状,江青很激动,问:是哪位首长啊?有学生说是周依冰。当时北京各区军训有个联合指挥部。东城区负责军训的是65军的参谋长周依冰,就是后来“六.四”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江青情绪来了,用手一指,问:谁是周依冰呀,站起来我看看。周依冰当时也坐在下边,他长的还比较魁梧吧,穿一身绿军装。被江青叫起来很狼狈啊,当众羞辱,站起来搭拉着脑袋,什么也没说。

  会上江青很激动,说:我们几天没有关注北京,北京就出了鬼啦,就闹了鬼啦!闹鬼,就是妖魔鬼怪的鬼!她真的很激动,说,这个事情,是解放军的立场问题。你们解放军军训的领导呢,要好好地听取同学们意见,改正错误。我们有些问题,还可以坐下来一起谈。但她很明确,是要让解放军改正错误。

  江青后来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点儿过,说了一大通后,江青最后又加上几句:我今天的话,是我们自己人关起门来说的话。她也明确要求:你们不要弄成中央首长讲话,不要散布到街上去。

  这个会是中央文革组织的,只通知了中学里这部分激进的学生,叫我去是因为我有个中学红代会头头儿的身份,他不叫我不合适。[3]但是从程序上,既然有红代会,你首先应该是通过我了解情况,然后再开会才合适。我觉得,这里面起主导作用的,实际是中央文革在各大学的那帮联络员和三司为首的一些大学生。他们不满意中学里的权力格局,更不满意军训团支持保守派、压制激进派的立场,于是搜集情况,串联找来这些学校的激进派,向中央文革告状。事后分析,一是三司他们把中央文革给套进来了;一是中央文革自己需要这么个形势。因为上面有二月逆流嘛,下面中学也有逆流,他要打击打击。

  会议是中央文革和学生座谈的形式,一个个举手,随便站起来发言,但一看都是事先组织好的。

  当时康生也说了话。他说:同学们这些发言呢,让我们感到北京情况有些不对头。前几天,我批评过李钟奇同志。李钟奇和一些联动分子谈话时说:你们的父母都为革命立过功劳。这是给这些联动分子鼓气,是不对的,所以现在造成中学出这些问题。

  会开了4个小时,谈到半夜,我没发言。当时在江西厅可能也还有几个不同观点的人,就和他们吵了起来。快散会的时候,我找到戚本禹,我说今天你们首长谈话,听的都是一面之词,参加会的都是一派的人。我记得好像也跟江青说了这些话。我实际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说的话很片面,你应该两边都听一下。戚本禹说,行,明天可以考虑再组织一次。

  [1] 编者注:据刘龙江回忆,中央文革指定五个人作为中学红代会的筹备小组。其中,李冬民为组长,还有师大一附中的陈永康,清华附中的刘刚,101中学的任公伟,还有一个姓杨的老师。”参见刘龙江:“我信

  奉中庸之道”,《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

  [2] 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现在的社科院前身。

  [3] 据王宇和侯瑛回忆,当天通知他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市中学红代会组织部长秦喜昌。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传奇策划、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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