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宝虎:中国的价值追求与问题路径

(2011-11-11)

早报导读

中国聚焦

尹宝虎

  常常看到关于中国价值追求的此类观点,比如:中国要尊重普世价值,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要给予人民政治自由;还有一些如何实现价值的观点,如中国民主不彰源于宪政缺失,宪政不彰源于没有宪法法院,等等。这些说法并非全错,但所反映的思想方法却大有问题。这种方法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来寻找问题,然后又从价值概念的定义出发来解决问题。这样既难以找准问题,也难以有效促进价值的实现。

  首先,这种概念主义路径已经造成了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的严重脱节。目前,中国专家学者队伍之庞大、学术产品数量之多举世无双,但大量实际问题乏人研究,嗷嗷待哺。无论是三农问题、教医房改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群体性事件,还是台港澳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并没有形成多少高水平研究成果可资借鉴。特别是,这种概念路径容易对实际问题做扭曲界定,往往将复杂的具体问题归结于简单的宏观缘由。比如有学者把西安市一小学让“差生”佩戴“绿领巾”概括为干涉“表达自由”;把商业欺诈归咎为中国没有普及宗教;就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要追究孔子过分提倡德治、忽视法治以致遗祸至今的责任,等等。

  概念主义路径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如今中国问题愈加复杂,概念路径已经黔驴技穷,有必要改采问题主义路径。即从问题中找价值,而不是从价值中找问题。无论是自由、民主、法治,还是富足、公正、文明,统统要放在具体问题和具体社会情境中来定义、研究和追求。

  问题路径首先会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价值场景:不同价值间存在竞争、冲突与合作关系。把言论自由放在现实的报刊、网络、影视等具体情境之中,就很容易看到言论自由要处理与隐私权、人格尊严、社会秩序、舆论审判、话语霸权等一系列价值和价值问题的冲突与竞合,提升言论自由的措施便要考虑多项价值的权衡,并接受现实条件的制约,制订复杂而可行的法律和政策。

  由于价值冲突根源于资源条件的限制,因此价值“两难”是现实世界的常态。目前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讨论刑诉法修改,就遇到惩治犯罪和保护司法人权的“两难”。再有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粮食安全与工业用地的冲突,老城改造与民众物权的冲突,舆论自由与舆论社会责任的冲突,保护海洋权益与维护睦邻友好关系的冲突,等等。

需要价值权衡和复杂处理

  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平等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间存在广泛冲突。由于各国资源和条件不同,价值冲突的情形千差万别。愈是贫穷落后国情复杂,价值权衡愈加困难,法律和政策的选择余地愈小。任何不考虑具体情境和资源条件、不经价值权衡和复杂处理的单一价值呼吁和价值选择,轻则沦为空谈清议,置普世价值于空中楼阁,重则误诊、误导甚至误国。

  只有问题路径才是实现价值的捷径。因为哪里有问题,就说明哪里存在价值结构的严重扭曲。这时,价值冲突最易解决,政策共识最易达成,干预措施最为有效,各项价值增量也容易最大化。比如中国房地产业涉及发展、就业、民生等多项价值的竞合,但面对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尽管有不同声音,中央政府近一年来密集出台了土地、金融、税收等系列调控政策,取得良好效果。正是在泡沫严重的时候和地方,调控措施能够高效促进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结构调整等多项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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