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在奥斯陆的文学屋做了一场演讲,以下是演讲稿:

把野兽关进笼子

有位海外华人说过一句话:在海外想起中国,不知该大笑几声,还是该大哭一场。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国家,这里有悠久的文明、广袤的土地,有最美丽的心灵,也有最肮脏的生涯。生活在中国,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戏院里,随时可以看到荒唐的故事、离奇的情节,超过所有的文学作品。正如你们所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国家盖起了无数高楼,修建了无数机场,铺平了无数道路,它的GDP位居全球第二,它制造的商品销往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纽约、在伦敦、在东京,到处可见身穿昂贵西装的中国游客,他们大声谈笑,出手不凡,他们占领了大多数赌场,疯狂抢购LV皮包。人们惊诧于这样的场面,说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可我要说,在这表面的强大和富足之下,中国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才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国家。

这个国家有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用避孕药喂大的鱼鳖虾蟹、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用大粪熏制的臭豆腐,还有著名的地沟油,这是一种从下水道中提炼出的食用油,它出现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

这个国家的法制是这样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最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

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事不能起诉,即使起诉了,法院也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会毫无疑问地败诉。有一些人会无缘无故地消失,有一些人未经审判就失去了自由。还有一些人冤屈难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寻求公平,这些人被称作“上访人员”,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词语,意思包括讨厌鬼、精神病人和恐怖分子。为了对付他们,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有时把他们赶回老家,有时把他们关进监牢,最聪明的是把他们关进疯人院。最近有一位上访者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是一位盲人律师,名叫陈光诚,他曾经为了别人的利益呼喊奔走,而此刻,他正被严密地看管在自己的家中,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许多人冒着危险前去探望他,可无一例外,全都被政府雇用的打手打了出来。

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离奇死法,在看守所内,如果有人无故死去,官方会给出各种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说他们因捉迷藏而死,因做梦而死,因发狂而死,还有人仅仅因为喝了一口水就会死,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死去的人都带着满身的伤痕。

在这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一支或多支拆迁队,他们的标准装备是铲车和棍棒,铲车用来拆除别人的房子,棍棒用来殴打和驱赶那些不听话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有人痛哭,有人下跪,有人把汽油泼在身上点火自焚,但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拆迁队的工程进度。许多人因此而死,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的死亡负责。

在这个国家,选举是一场奇怪的游戏,最终结果由上级决定,上级需要哪个人当选,哪个人就一定会当选,很少出现误差。在很多时候,人们需要从两个人中选出两个人来,还有些时候,这种选举甚至会违背数学原理,要求选民们从两个人中选出三个人来。每过五年,会有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选上的人被称为人民代表,而事实上,他们几乎不能代表人民,只能算政府雇员,也只会帮政府说话。他们的典型人物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女士,她当了五十几年代表,从没反对过任何提案,也从来不曾弃权,她的工作非常简单,只是举手,并因此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最近情况有所变化,有些人未经政府同意就想参选,不幸的是,他们几乎全都失败,还有一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

在这个国家,政府开办的救济机构会公开地买卖人口,有智力障碍的病人会被当成奴隶,卖到工厂和矿井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这个国家,怀孕的妇女会被强迫堕胎,一些婴儿会被强迫送进孤儿院,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及时凑够钱把他们买回去,这些孩子很可能会被卖到外地,甚至是遥远的外国。

在这个国家,报纸和电视的责任不是报道真相,而是为政府做广告。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人愚蠢,教人效忠政府。这种教育和宣传,让许多人都活在未成年状态,他们有成年人的身体,但在精神上,就像是世事懵懂的孩子,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怀念文革,鼓吹个人崇拜,还有一些人认为那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纯属子虚乌有,只是某些阴险小人阴险的编造。

在这个国家,每一种学问都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就会创作什么样的历史;政治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学者就会发明什么样的经济学;大人物可以随意发明真理,这些真理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指导这个国家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甚至能够指导动物交配。

这个国家号称消灭了阶级,事实上,一个壁垒森严的阶级社会已经形成,上等人吃免费的特供食品,下等人只能吃肮脏而有害的食品。第一等级的人就读豪华而昂贵的贵族学校,第二等级的人就读普通学校,第三等级的人就读简陋的民工学校,第四等级的人基本没机会读书。

这个国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买飞机,经常慷慨地对外援助,但在自己的国土上,乞丐四处流浪,许多人看不起病,许多孩子读不起书,还有许多人正活在可耻的贫穷之中。

这个国家鼓励告密,政府为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份档案,档案中记录了从生到死的每一个变化、别人的评价以及许多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在工厂、在学校、在街头,密探们正秘密地观察每个人的言行。这里的空气压抑而紧张,民众不相信政府,员工不相信老板,学生不相信老师,妻子不相信丈夫。这个国家有一种奇怪的制度,总是让说谎者得到奖赏,久而久之,每个人都对谎言习以为常,每个人都主动说谎,说谎甚至成了一种美德。

在这个国家,有人因为写文章而入狱,有人因为说了某句真话而入狱,写作成了一种危险的事业,不能评述历史,不能幻想未来,更不能批判现实。许多字不能写,许多话不能说,许多事件不能提及,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许多书被查禁,然后它们就会成为国外的畅销书。

这个国家可以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桥。这个国家可以把政府大楼造成金碧辉煌的宫殿,却让孩子们坐在摇摇欲倒的危房之中。这个国家有无数豪华的行政座驾,却几乎没有一辆坚固的校车。就在两天之前,在中国甘肃,一辆只能坐9个人的校车塞进了64个孩子,然后很不幸地遇到了车祸,19个孩子因此死去。这些孩子大多来自最贫穷的家庭,他们还没有吃过一次麦当劳和肯德基,还没有去过一次动物园,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却已经过早地结束了。最近几年,这个国家举办了多次盛会,为此建造了大量美仑美奂的场馆,然而每次开幕之前,都会有许多“危险分子”眼含热泪离开自己的家,官方发言人说:他们自愿离开,没有人强迫他们。

这个国家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贪污或受贿,每一种权力都被污染,成为致富的法宝或伤人的利器。根据公开的报道,每年有大量的财富用于这些官僚的吃喝、旅游和公车消费(每年九千亿人民币)。或许有人会问:纳税人为什么不反对?抱歉,在这个国家,没有纳税人这个词,有的只是“人民”。

有人会说,这些事不足为奇,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曾经有过。我承认,但还是要说,如果腐败可以分度数,那么5度腐败和100度腐败的差别不仅是个数字,前者还可以算是瑕疵,而后者已经成了灾难。我还要说,不能因为别的国家有腐败,就认为中国人应该忍受这种腐败。在中国,有些官方发言人会说,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所以不配享有更美好的生活,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的素质就很低;还有些人说,因为中国的独特国情,所以不能给民众以太多自由,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国情;还有些人说,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人权,而是稳定,在这里,我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2009年底,我混进了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传销团伙几乎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对此做过精准的论述,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后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就是:骗子越来越多,傻子和哑巴都快不够用了。

如果说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你们知道,就在二十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身份主导型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个人能做什么,能做出什么成绩,不是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而是取决于他爸爸是谁。如果某人是个王八蛋,他的儿子也必是个王八蛋,很多年后,他的孙子、曾孙子依然是个王八蛋。

在二十多年之后,情况有了什么变化?我要说,有所进步,可是进步不大。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身份主导型社会,官员的儿子、孙子依然做官,民工二代、民工三代依然是民工,巨头的儿子、孙子依然是巨头,即使他什么都不做,至少也可以混个将军。在近十几年中,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直在恶化,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板结型社会,每一种权力、每一门生意、每一项资源都被彻底垄断,平民子弟几乎没有希望,他绝对没机会能成为奥巴马,更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即使他只想过正常的生活,那也将无比艰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几年,中国市民阶层的生活正日益艰难,沉重的税负、昂贵的房价,日益上涨的物价和微薄的工资,人们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左右为难,举步维艰。出租车本是不错的行当,可就在几个月之前,有位司机亲口告诉我: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吃过肉了。当我们经过一片豪华住宅区,他这样感慨:这里的大楼越建越多,为什么我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艰难?有一首歌谣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的忧虑:“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你们知道,中国已经成了奢侈品消费大国,但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这个国家,连死亡本身都已经成了昂贵的奢侈品。

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工业、农业、商业还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人都绝少创新,有的只是抄袭和模仿。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向世界输出价值观,为此建了很多所孔子学院,不知道它们是否改变了世界,但我相信,把它们全改成中餐馆肯定更受欢迎。我更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改革这糟糕的制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仍将是一个缺乏创新与发明的国度,它或许会有很多钱,但一定不会有太多文化;或许会有强大的武力,但一定不会让它的国民感觉平安;它或许能造出许多大房子,但可以断定,在这大而无当的房中,每一个细节都代表一个遗憾。

谈到中国的种种问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有人说是伦理道德的缺失,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糟糕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权力不受约束,只能渐趋腐败;法律形同虚设,它是权贵的利器,更是平民的枷锁;警察和军队最大的作用是维护统治,只会让人们感觉更加恐惧,而不是更加安全;在这种制度之下,没人对历史负责,所以也就没人对现在负责,更不会有人对未来负责。人们只关心利益,只关心眼前,不守规矩成了最大的规矩,不择手段成了最好的手段,在官场,在商场,大多数竞争其实都是底线的竞争,总是让卑鄙的人胜出;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个人都会感觉屈辱,不管身边有多少“和谐社会”的广告,许多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离开这里,到平安的地方去。

这糟糕的制度,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和中国王朝政治的不伦之子,丛林法则、儒家权谋和共产主义的混血产品,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已经成长为一个又大又丑的怪胎,它虚荣、蛮横、自视甚高、从来不会认错,它打倒一个人是因为正义,给这个人平反,还是因为正义。一切好事都是它领导的,一切坏事都是因为背叛了它的领导。它主宰一切,只允许一种信仰,那就是信仰它;只允许一种感谢,那就是感谢它;它拥有每一份报纸、每一所学校、每一座寺庙,没有它的允许,连花朵都不能随便开放。它既强壮又脆弱,身患重病,却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它异常笨拙,却有着无比敏感的神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它神经紧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让它怒火中烧。这糟糕的制度,就像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毒害着每一滴血液、每一根神经,把君子变成恶棍,把美的变成丑的,并将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

在几千年的战争和杀戮之后,人类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如同猛兽,必须把它关到笼子里。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在中国,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大多数人依然是秦始皇的子民,他们相信英明的皇帝和大臣,却不相信良好的制度,总希望有一只不那么残暴的猛兽来统治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猛兽正在身边徘徊,野性尚存,随时准备择人而噬。

当权力的野兽在身边咆哮,人们会变得格外谨慎,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他们就绝不会多说一句话。他们漠视自己的权利,也漠视别人的权利,邻居的房子被拆,他们若无其事地看着,等到他们自己的房子被拆,邻居们也在旁边若无其事地看着。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没人可以置身事外。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一人不安全,则人人不安全。这糟糕的制度能够运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为之出过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制度。制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端起饭碗,问题就在碗里,当我们走在路上,问题就在脚下。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家,这话不对,这国家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当它越来越好,是因为我们都曾为之努力,当它越来越坏,也是因为我们的努力。

要建设美好国家,需要有足够多的聪明而有担当的人,这就是“公民”二字的含义:爱自己,也爱国家,关心自己的权利,也关心别人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房子,也要勇于捍卫邻居的房子。在大众沉默之时,必须要有人发出声音,在大众踟蹰之时,必须要有人迈出脚步。这是光荣而艰难的事业,注定要经历挫折和磨难,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们从沉默中走出,诚实地说话,温和地建言,有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但即使身处黑暗的谷底,他们依然不放弃追寻光明,他们依然坚持,坚持在黑暗中发出孤独的声音。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说过一句话: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更应该这么说:邦无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有道。邦有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更加有道。

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想把野兽关进笼子的热心人。我批评自己的国家,但这并不表示我恨这个国家,相反,我爱我的祖国,我爱它壮丽的山河、辉煌的文明,也爱它的苦难,并将因为这苦难而加倍爱它。我批评这糟糕的制度,但并不希望用暴力将之推翻,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流了太多的血,希望这些血没有白流,可以使这制度温柔地变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花朵可以自由绽放,中国的孩子可以尽情欢笑,中国,这古老的国家,苦难钟爱之地,能够变成富足、和平而自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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