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艾未未台北市立美术馆的个展「艾未未‧缺席」於十一月初开幕，这是他在华人地区第一次的大型个人回顾展；几乎同时，人在北京的艾未未被税务局判要补缴一千五百万人民幣的税金。然而，如果你看到这个新闻，又正好走进这个展览，你可能完全不能理解为何这名艺术家要补缴如此重的税。在这个展览中，你也不会知道这个艺术家就在今年四月被逮捕、拘禁半年；你甚至不会知道在过去几年他用网路、用艺术、用记录片去挖掘被体制掩埋的真相（这些行为导致他被拘禁）。
如果你只看了这个展来理解艾未未，那么你对这个艺术家的理解是完全残缺的。
展出的作品没有艾未未工作室过去几年的公民维权纪录片（据说这是艺术家自己的选择），在展览的文字介绍中也没有提到任何他的「政治」或者「公民」实践──这是艺术家这几年主要的关怀，也是其在各种访谈中不断提及的。例如，展览中的一个作品是艾未未用大理石做的「安全帽」，文字介绍只提及他头部受伤，而完全不提他是被警察打伤以及为何被打伤。
於是，在这个艾未未的展览中，缺席的不只是艾未未本人，也是艾未未创作与理念的一个关键部分。
对於艾未未本人「缺席」不能来参加展览，馆方说这是因为艾未未说他没有计画来台。这几乎是把所有人当白痴，因为谁都知道艾未未是被限制出境，是被「缺席」，但馆方却避重就轻（艾未未在接受台湾公共电视访问说，他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事实上，一般国家美术馆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对於艺术家受到政治限制而不能参加展览发表官方声明表示遗憾或甚至谴责。这是对艺术自由的最基本尊重。
內容的残缺之外，这个展览也极为诡异的低调。在开幕式上，台北市长没有出席，文化局长没有岀席，北美馆长只简单讲了几句，而美术馆对整个展览的宣传更是极度冷处理。相对於去年另一位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展览，不但总统夫人周美菁来看展（马总统的女儿是蔡国强的助理），北美馆更是扑天盖地在台北市各处角落宣传。
显然，这个规格的差別不是因为蔡国强的艺术地位比艾未未更高。从市府的低调举办与宣传，到展览內容的去政治化，明显这是政治考量，是市政府怕得罪北京政府的刻意低调。
最近台湾的另一大文化事件是知名导演赖声川为国庆晚会所编导演的「梦想家」摇滚音乐剧。先是数篇评论连番批评其从音乐到剧情都乏善可陈，如资深剧作家纪蔚然在「中国时报」撰文表示，「无论从任何角度（秀场、政治宣传或艺术）检视，耗资2亿的《梦想家》著实不堪卒睹，若不是为了研究国家机器之於表演艺术的汙染，及表演艺术团队自甘墮落的程度，还真找不到看下去的理由。」简言之，眾人的批评是这齣戏只有政治、没有艺术。
接著，人们赫然发现这一晚的音乐剧竟然耗资台幣两亿多元，引起群情激愤。又有人指出，赖导演的剧团拿了三千多万的创意设计费，却做出这样如儿歌般的主题曲「梦想家」：梦想家，梦想家，梦想家，我们都是梦想家； 梦想家啊，梦想家，我们都是梦想家。 想多大，想多大， 我的梦想有多大？ 我们都是梦想家， 我的梦想比天还要大。 」
一时之间，梦想家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
不过，梦想家的例子並不是单一个案，而是彻底凸显了台湾文化政策的政治逻辑：政府的文化政策越来越走向节庆式的大型活动，尤其是大型烟火，而缺乏对於长远文化方向的认真思考；这些大型活动的背后目的当然都只是为政治服务。「建国百年活动」就將这个逻辑发挥到淋漓尽致：文建会在今年补助了三百多个建国百年系列活动，总金额十七．八八亿元；「梦想家」就是其中一场超级昂贵的政治秀。所有人都知道，今年大肆进行建国百年庆祝活动，其实是有助於明年一月的总统大选。
上週，艺文界发起连署（包括笔者在內），提出要求文建会主委下台及其他八项对於文化政策的主张；十八日，盛治仁辞职下台。不过，艺文界的抗爭仍在持续中，因为这个下台其实只是躲避政治风暴，而不是真正道歉是，而且艺文界在乎的不只是人事，而是长远的文化政策方向。
艾未未与赖声川/梦想家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可以让我们真正一窥艺术与权力的关係：台湾官方一方面以政治逻辑来分配文化资源，建构文化想像，另方面却因为害怕中共不高兴，而扭曲艺术自由。这是彻底的政治强暴文化。而对艺术家来说，靠近政治权力的艺术家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而对抗权力的艺术家则是被压制、被囚禁。这是艺术家的悲哀。
不过，最终，操弄文化的政府首长下台了，口戴饱满的文化人被批评了，而艾未未虽然还在为了自由抗爭，但却获得了更多人的尊敬。
（亚洲週刊二十五卷48期）
后记一：本文刊出的当週，十一月二十五日，马英九前往观看艾未未展览。
二：盛治仁下台后，行政院提名曾志朗先生担任主委。但艺文界对曾志朗仍有诸多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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