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 评论(1) | 标签:时事观点

纸终究包不住火。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媒体的追踪报道下,11月18日下午,深圳市交委终于承认深盐路人行天桥工程存在转包与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并对相关人员作出处理,同时向媒体和公众表达了歉意。对于这场终于落下帷幕的关乎公共工程的监督之役,19日南都社论指出,在利益上代表民众方的媒体,是公共工程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监管力量。

媒体之于公共工程监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怎样的媒介或媒介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发挥这种对于公共工程的监督作用?媒体的监督权实质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利,是代表公众行使的一种职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述问题本该不是问题;而且,这样的诘问也似乎有“咬文嚼字”之嫌。但在我国现有的媒体生态环境下,如此“咬文嚼字”,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多少有些无奈。

在舆论监督上,我国的媒体处于何种状态?简单地说,即在于:官办媒体正面宣传多,而市场化媒体则所谓的“负面新闻”多;更具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是,本地“负面新闻”异地监督化,由此而呈现出一种“冷热不均”的报道奇观:一个地方一旦发生官方所谓的“负面事件”,积极介入并报道得热火朝天的,往往是外地媒体。而本地媒体则冷静得波澜不惊,要么闭口不提,上演掩耳盗铃的荒诞故事;要么弱化处理,比如在不显眼的位置,用官方通稿一笔带过,甚至干脆采取“报喜不报忧”的报道路径,从中找“亮点”,意图化险为夷,转危为机。

当然,本地媒体的这种集体沉默或沦为权力的工具,既有自觉地服膺于地方权力意志,甘当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吹鼓手,或作犬儒状与权力共舞,以期从中分得一杯羹——为做“主流媒体”和“最好的报纸”,走温暖路线而非良知路线,自觉地“不惹麻烦”、“不报道弱势群体”。但更多的是媒体被迫自我阉割,以期苟全性命于“和谐社会”。当然,其中也不乏具有公共担当和社会良知的媒体,与各种宣传禁令巧妙周旋,努力拓展自身的舆论空间。这样的媒体由此而获得公众的尊敬与信赖,并成为业界的标杆。

在此语境下,来审视深圳这场关于公共工程的监督之役。其中的些微“战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属于社会公众和代表这一群体利益的媒体。甚至不妨说,这份殊荣是属于具有良知的异地媒体的。据悉,对深圳这一被市民斥之为“豆腐渣”的人行天桥工程的质疑,始于11月7日外埠媒体《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尔后,南都继续发力,接连发出三篇报道进一步质疑,最终促使深圳市交委重新成立专项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

在媒体与官方的博弈过程中,深圳本地媒体的表现,显然难尽人意。本地媒体对这一关乎公共利益的工程,缺乏最起码的质疑精神,而更多的是充当一种发布交通部门“澄清”通稿的角色。此外,深圳市交委公开道歉后,又有本地媒体旋即对官方的这种所谓“直面真相”的态度予以褒扬。固然,官方最终能承认错误并公开道歉,同时对惹事者开出“罚单”,有些亡羊补牢的正面价值,也比一味抵赖要好许多,但这是民意和舆情倒逼的结果,又何须为此大唱赞歌?

当然,如前所述,本地媒体的这种表现,值得理解与同情。毕竟,于中国媒体而言,不管是本地媒体还是外埠媒体,它们的背后是一个共有的体制性难题——媒体的独立性非常之弱。此种背景下,媒体若有所作为,只能是戴着镣铐跳舞。而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看谁的“舞技”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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