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利比亞臨時政府在摸索,如何揭露卡扎菲時代的罪惡,警醒人們,治療國家的傷痛,同時又能夠維持國家和人民團結和解。

原文:On Road to Reconciliation, Libya Meets Trail of Anguish
譯文:步向和解之路—利比亞直面歷史
作者:Adam Nossiter
日期:2011年11月3日


【利比亞的黎波里阿布薩利姆監獄一角,一度關押政治犯。利比亞必須在治療國家動亂傷痛和問責舊惡之間取得平衡。】

的黎波里,利比亞——對仍未站穩的當局來說,單是處理目前和將來的問題就已經令人感到力有不逮了,但他們還得考慮熬人的過去:四十年的國家罪行造成的創傷,不能不理。

利比亞國內以及國際的人權倡導者說,卡達菲上校的人民法庭、內部安全局和國家安全法庭大量的謀殺,失踪和公開處決,受害者人數以萬計。利比亞人怎樣面對他們的過去?

臨時政府已經開始向南非、歐洲和拉丁美洲借鑒,考慮揭示長久以來的殺戮和酷刑記錄。他們說,推動他們的是一個信念:如果光明照不進舊時代的黑暗角落,新國家就不可能建立。

在一個剛從長長的惡夢中醒來的國家,揭示過去、以及許多別的事情的執行細節都在草擬當中。但長年用司法手段在卡達菲政府內部以及外部來與之對抗的過渡司法部長說,初步計劃已經有了:調查、公開聆訊和檢控。他們會一直回溯追查到1969年,卡達菲上校上台的最初的日子。

過渡司法部長,穆罕默德阿拉哲(Mohammed al-Alagi)說:”我們借鑒智利、阿根廷、南非,把南非的做法拿過來”。他指的是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一個強調釐清事實、問責而不是懲罰的委員會。

阿拉哲在空空如也、回音可聞的司法部中接受採訪時提到,最重要的是,利比亞人得儘速直面卡達菲時代的利比亞出現的、沒有獨立媒體報道的各種罪行。

阿拉哲先生曾經是利比亞大律師公會領袖,並且,依照人權監察組織的說法,一度出任卡達菲掌政時所謂的人權基金高級官員。他說,利比亞人必須直面過去的罪行,這一件事比檢控、懲罰都來得重要。

一位利比亞專家則提到,阿拉哲先生推進了基金會的人權事業,這對他本人構成了危險。那位專家、人權監察研究員Heba Fatma Morayef說,”許多律師求助的對象正正就是阿拉哲。他不惜冒險給我提供資訊。”

在這星期的採訪中,阿拉哲先生說,會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目的是讓公眾知道發生過的事,讓他們知道真相。

“然後,”他接著說,”公平的審訊。”

他沒有就這個委員會提供任何資料,只說到臨時政府,即全國過渡委員會TNC,在正在檢視的法律草案中提出了成立這個委員會的建議。

當然,基於架構尚未成形,法庭系統還需要自上而下徹底改革,全國各地的民兵仍未解除武裝,要想循司法途徑清算過去還得等一等。除了這些,已經發生了一些仇殺事件。然而,有跡象顯示,只要時機一到,卡達菲時代的罪行不會無人過問。即使不知道具體細節,利比亞人也為這些罪行感到氣憤;而阿拉哲先生等官員也都在想這些罪行。

“要重建社會,人民得知道所有真相。”阿拉哲先生說,”你無法想像42年來人們受到怎樣的苦難。他們當著婦女的父兄面前強姦婦女。”

但他很小心的說明,重點不應該放在報復之上。因為報仇是新舊系統之間割不斷的瓜葛,也因為一些過渡委員會的成員就曾經在卡達菲政府內供職。的確,他的話表達出一種認知:某程度上講,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為舊制度出過力;情感淨化,而非懲罰,才是重點所在。

那位司法部長說道,”那不在於懲罰,不在於復仇。誰要對強姦負責?人們應該知道。那之後,審訊。”

接著,阿拉哲先生說,”我們或許會頒布一部法律去原諒他們。”

可是,一個坐在長長的會議桌那邊的助手,外交部法律及條約處主任埃奇雷迪(Nureddin M. Ejledi)很快的提出反對意見:”殺人和強姦的除外。”意思是雙手染血的人應該受罰,這是其他掙扎著尋求過去和現在和解的國家用過的懲罰標準,德國就是其一。

阿拉哲先生說,”依照他的看法,檢控官的關注點必然會是,好幾十個卡達菲時代的官員造成了最糟的侵害。這些人當中,有部分已經在拘留了。

他說,”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罪行的首犯,最多不超過25人。”

卡達菲在他的家鄉蘇爾特被反對者找到、殺掉才兩星期不到,過渡政府就有許多迫切的問題要處理。但官員理解到落實一套司法系統來抑制復仇的渴望,是有其需要的。

阿拉哲先生講道,”幾個月來,我們一直對人說要有慈悲,不要報仇。”有些人對這種做法感到不耐煩。委員會發言人噶蔞(Jalal el-Gallal)說,過渡委員會就過去的罪行的討論還不足夠。

噶蔞說,”它沒有反映到人們的情緒。人們經受了太久苦難。許多和前政權一路的人也還在,是寬容的好徵兆。”但他提到,在街上的人有更迫切的尋求報復之心。

利比亞的過渡委員會近日已經發出信號:委員會沒有忘記卡達菲上校數十年的不當行為。

在國際組織對捕獲卡達菲上校的反對派戰士把他處決一事表達關注之後,為了自辯,委員會發布了卡達菲那些罪行的清單。過渡委員會稱卡達菲為暴君,指他要對1977年屠殺軍官、公開問吊大學生、1984年齋月期間的更多問吊、以及1996年,超過1200名阿布薩利姆監獄的囚犯—許多是政治犯—在一天之內被殺負責。委員會向世界發出的信息很清楚:比起卡達菲的罪行,任何對他的不當對待都相形失色。

與此同時,也許是過渡政府處理過去問題方式的預示,對一種新的政府開放性的探索、嘗試一直在進行中。上週日,一眾臨時政府部長到城鎮邊緣的伊斯蘭大學,坐在台上用阿拉伯語回答記者提問,並講述他們打算如何管理各政府部委、至今已花費了的金額、以及他們的計劃。

這看來是一個難得的透明和官員問責的時刻。阿拉哲先生也都在場,他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鏡後眨呀眨的。他保證”會有一個人道的、以保障人權為目標的法庭”,並承諾追捕卡達菲上校逃到國外的部下。

“我希望全世界,國際社會,看一看這些審判。” 阿拉哲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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