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羽翔先生

 


人生有许多奇特经历。如果事后回想,个人生命与那些完全不可能发生关系的人和事最后联在了一起,细细想来,必有某种因缘。我虽不是佛教徒,但有时想起自己一生中所遇的事,还是不免很感慨。


今年五月下旬,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商谈一个研究计划,这是年前就定下的事。我设计的路线是先到广州看望我的老朋友胡文辉,同时也想看看他的藏书。文辉兄以一人之力笺注了陈寅恪的诗,很得国内外学者的称誉,我们十多年前曾在北京见过一次,后来他
和夫人还专门来太原看过我。我此行就决定先到广州再转深圳然后到香港。我在广州将和文辉兄分手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是厦大人文学院传达室陈师傅打来的,他说有个老人找我,我一时想不起来,马上要他把电话给那位老人。接电话的是田际明先生,他说是庆洪的叔叔,我马上明白了,在电话里和田伯伯简单交流了几句。他说此次来厦门大学看望女儿,顺便来见见我,可惜我恰好不在,只好留待下次了。


田际明是田羽翔先生哲嗣,田庆洪是田羽翔先生的孙子,是我在晋中师专英文二班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是我师专时代最好的朋友。


我从香港回到厦门后,问庆洪兄要了一个田伯伯在北京的地址,寄了我近期出的两本小书,可惜这个地址大概是田伯伯孩子的住处,小区传达室不熟悉田伯伯的名字,最后退回来了。


暑假期间,我有一次去看林鹏先生,闲谈间讲起近年山西书法界的一些事,我顺便问及近代以来山西书法界的重要人物,林先生提到田羽翔先生,马上为我介绍了他书法的特点以及当年在西安主办书法展的经历。林先生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谈到田羽翔先生,我感觉应当写一点文字出来,纪念这位山西文化界的老前辈。按说我是最没有资格来纪念他的,他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曾出生,也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只是见过他的书法,而我与此道完全外行,但我对他的命运非常关注。我也一直期待了解他的人能写一点文章,可是终究没有。现在网上能查到的关于他的材料也只有很少几条,多数还是同出一源的材料。可想人在世间,被瞬间遗忘是常见的事,而我觉得有些人我们不应当忘记,田羽翔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最早知道田羽翔先生,是在
1985年我来作协工作以后,因为一直留意1957年的相关史料,所以对于山西当年的右派,我很早就有兴趣,后来我写过一篇《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情况的分析》,其中就有关于田羽翔先生的简略情况,但我对他当时的具体处境并不很了解。我在晋中师专念书的时候,也曾去过庆洪兄在山西大学的家,印象深的是他有一位年长的祖母在家里,是一位非常温和的老太太,个子不高,身体非常好,但因为年长,一般已不和来人讲话,但我印象极深。多年后我见到庆洪兄,还问起他祖母的情况,他告诉我前几年去世了,已是百岁老人。现在想来,这位温和的老奶奶就是田羽翔先生的夫人。庆洪兄虽是世家子弟,但因了时代的变化,在晋中师专念书时,只在英文上用力,对文史的兴趣很淡,而我却只是对文史有热情。当时庆洪的父亲田伯伯因为中风,已在家休息,我去见过几次,田伯伯是山西大学英文系的老师。


记得我来太原后,曾有一次专门约了庆洪兄到田府去,想和田伯伯谈谈他的家世,但最终只是在田家看过一幅田羽翔先生的书法,记忆非常模糊了,后来我和庆洪兄同居一城,时相过从,但极少谈到他的家世。我师专念书时的同学多系贫民出身,来自山西的县城或者乡下,庆洪兄是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弟。今天想来,难怪他一表人才,面容白皙,走路腰直背挺,呢制的中山装,扣子从上到下,永远紧扣,而我则是少年失怙,青年即驼背,整日蓬头垢面,只看书,不上课。那时庆洪兄虽也是家道中落,但家风依在,教养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现在关于田羽翔先生的材料很少,我在网上查到了一则他的简历,我判断大体不误,抄在下面:

 

田润霖(1900—1957),字羽翔,汾阳县青堆镇田肯堂之子。15岁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民国13年毕业,先后获文学和哲学两个学士学位。一生矢志于教育工作,苦心孤诣,诲人不倦,先后在太原国民师范、国立五中等八所中等学校及山西大学、西北大学任教。1949年后,继任山西大学教授。曾当选为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政协委员、民盟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文联常委等。田润霖一生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尤其对古典诗词有独到见解。《书法》积学有素,兼有北碑南帖的精华。他编写的《书法大纲》分上下两篇,上篇称为“史篇”,专述书法的历史;下篇称为“艺篇”,专论书法艺术,此外,还有《书谱研究》、《评于右任标准草书》等文。

 


这个简历对于田羽翔先生的个人命运没有记述,我来做一点补充。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山西民盟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有一个筹委会。这次运动中,山西民盟最大的右派是王文光先生,我在《民盟山西省筹委会对省筹一般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草案)》中,看到排在这个名单中的第一位右派是王文光,第二位是当时太原工学院的化学教授史景苏,第三位就是田羽翔,第四位是山西农学院的教务长朱先煌。这四位右派因为身份关系是报送民盟中央批准的,其它右派则在地方上处理。我注意了一下,这四个右派都是大学教授,分别在当时山西最好的四所大学里。当时处理这些右派都要列出他们的反动言论,而这些言论,今天看来多数是真知灼见。


 山西省民盟下达这个文件时,田羽翔先生已经自杀了,他不可能看到这个文件,我见到的这份文件,标有密件的字样,在当时可能也是发到很小的范围,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样的文件早已没有秘密可言,而只能算是历史资料了。我已复制了两份,想哪天见到庆洪兄时送给他,虽然可能引起痛若的回忆,他或者已不愿意再看这样的文字,但历史如此,我们也只能面对了。庆洪的父亲前些年也已去世,但庆洪的妈妈田伯母还健在,前年我还见到她,一位非常可敬的前辈。我把这份历史档案用现在这样的方式公布出来,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来回忆这位受难的前辈,我相信文字的力量。

 


右派分子田羽翔

男、五八岁。山西汾阳人,曾混入民盟盟员。曾任主要职务:山西师范学院语文系教授,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政协委员、山西省文联委员、民盟省筹委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翔是山西右派分子王文光的“军师”,曾与王文光一贯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

(1)             
翔参与王文光泄露山西大学反饥饿斗争秘密,使中共地下党杜任之同志受到反动派的恫吓和威胁。解放后与王文光在政治上互通声息,在生活上形影不离。处处为王文光策谋规划,在王文光企图打击盟内党员王纪堂无机可乘时,田曾献策说“利用会议形式”进行斗争。当反右运动开始后,王文光第一次检查草稿给田雨翔看时,田说:“检查一下就算了,运动就是演戏”。

(2)           
1949年田即替王文光给张东荪起草密信,表达“意旨”。

(3)           
田与王文光经常是彼此呼应,如王文光叫嚣不大力发展盟员盟是空的,田即呼应说“既然办盟,没有盟员怎建立起来。”

(4)           
王文光的反动言行开始受到群众的批判后,田在群众中散布说:“王文光是文人的笔法问题,那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说:“王文光就不是个作政治的“,暗示王文光“不要轻易投降”。更阴险的向群众威胁说:“王文光是个忽冷或忽热的人,大家可招呼着”,意思是:“小心王文光收拾你”。

(5)           
反右开始后,田在群众面前即与王文光订起攻守同盟,他说:“我和王文光经常谈话至深夜,只不过谈些盟内工作,有时替王文光抄写文章和讲稿,其它并没有什么”。

(6)           
田阴谋造谣说:“民盟内有宗派”,和“晋南人派”。

(7)           
王文光给邓老的贺信中写到:“楚材晋用”,也是出于田雨翔的心思。

(8)           
贝利亚判罪后,田说:“是宗派问题,如果贝不死,马林科夫不能上台”,高岗问题发生后,田也说:“是宗派,政治就是明知不对,却不要你说”又说:“不然高岗下去,为什么就发表了十元大帅,以安军心”。还说:“陈独秀之死,也是宗派”。

(9)           
田对党的仇视,在购买胜利公债时说:“为了买公债典了房子,不典早晚仍是要逼,没有财产,就不追了”。在镇反时他说:“胜者王侯败者贼,是循环报复”。肃反时造谣说:“造成了恐怖状态”。对党员王纪堂说:“看那个球势,胸无点墨,还要站在我们的头上。不是党的支持,那有样威风”。还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要说三顾茅庐,只要少斗争点就好了。”说什么气节,工农群众的人生主要是为了吃钣”。

(10)      
还对王文光说:“你联系英美留学派,我联系地方人士与中学教师“有了群众,不怕共产党不重视你”。

(11)      
翔实际并没有入盟,而是王文光在解放后捏造为地下盟员,混入盟内的,以至篡夺了盟的领导地位。

右派分子田翔,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太原市二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给他用摆事实讲道理,采取了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说理斗争,在此期间,田也作过三次交待,虽极不深刻,但对揭发出来的问题,已大都承认了。与此同时,他的“主帅”王文光在另一个小组会上又继续揭发了田的一些反动罪恶材料,代表们为了解除其顾虑,并向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面的解释与教育。十九日晚会完毕后,田即同师范学院的代表乘车返家。于翌日晨悬窗自缢。

经省筹委会研究认为田翔确系畏罪自杀,以死抵抗,表示甘心为资产阶级的立场而死,田雨翔并非地下盟员,系王文光捏造,经报中央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电复,予右派分子田雨翔以清洗出盟处分。

 


我在整理这些档案的时候,有时也不免有点联想。一个旧时代过来的读书人,对政治保持一点热情,至多也是旧时清议传统的自然流露,读书人有些狂狷之气,本是书生本色。田羽翔先生保持了读书人的传统,却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以想见当时的气氛。山西老辈学者中,我比较熟悉常风先生、宋
先生,他们身上其实都有旧读书人的传统,所谓好发言论,最后都成了右派。


我比较仔细翻阅了山西民盟筹委会
1957年的档案,也从中看到一点历史的细节。中国的任何政治运动,都难免人事的纠缠,借政治背景,强势压弱势为一般常态,但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时也还可以看出人心的厚薄,而当时对田羽翔先生的处理,真是太不近人情了。


今年是田羽翔先生诞辰
110周年,他的个人命运将会与他的著述和书法引起后人的研究兴趣,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凡为社会真正做过一些事的人,历史总不会忘记。陕西名书法家卫俊秀即是羽翔先生的学生,有卫俊秀的书法在,人们总会想起羽翔先生。去年庆洪兄的女儿到北京读书,行前我们曾见过一面,他说,她女儿写字很有天赋,我想这是对羽翔先生最好的纪念。

 

 

20101011于厦门

 


(本文刊于《同舟共进》
20114期,题目系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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