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者在西方世界各处安营扎寨时,有人形容道,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魂灵正在这些帐篷间游荡、并赞许地点着头。了解一下马克思对这一切抱何种看法是件有趣的事情,这是因为:虽然马克思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但他错得可能并非一无是处。

换句话说,虽然他从他的前提假设出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那些假设却可能具有启发意义。比如说他的这个观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因为它会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

我们不必为这个观点的谬误之处分神。不过,英国央行(BoE)的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最近一次演讲中使用了类似的词汇。那次演讲的大意是,上世纪金融业的多数有害发展都来自于银行“打破资产负债表枷锁”的渴望。

在作深入探讨之前,我先举个这一理念正在发挥效力的例子吧。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后半段,南非主要企业积极与流亡海外的革命者合谋推翻该制度——这一事实似乎有些荒谬。

但按照种族隔离制度的逻辑,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无权投票,那么他们也无权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南非企业却极其缺乏熟练劳动力。因此,对南非的资本而言,种族隔离制度已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它必须灭亡。

银行的例子则不那么光彩。几十年来,它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生产方式(直到最近受挫为止)极其的简单,那就是必须扩大规模、同时承担更高的风险。

这两个目标当然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正是多年来银行抛弃无限责任制、进行整合、举债经营、追逐波动性和其它很多活动背后的原因。

让我引用一些霍尔丹提供的数据来说明这点吧。19世纪80年代,英国银行总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在泡沫处于顶峰的时候,这一比例曾达到500%。

至于整合,20世纪初英国三大银行的资产相当于GDP的7%。到20世纪末,这一比例变成了75%。到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200%。

杠杆率则从19世纪的3倍到4倍升至泡沫时期的30倍。股本回报率也不出所料地从较低的个位数升至泡沫顶峰时期的30%。

在这种背景下,银行业最近的一些创新或许原本是为了减少风险。例如,抵押贷款证券化就是对机构储蓄加以利用并将违约风险分散到更广泛金融体系的一种巧妙方法。根据最初的设想,信贷衍生品的用途也与此相同。

当然,最终的结果并不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出于对风险的追求,银行设法将这两种创新合并了一个邪恶的组合。这样,抵押贷款支持衍生品便成为此次危机的触发器。

这种疯狂的冒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泡沫时期,银行股本仅相当于银行资产的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银行根据股本回报率向首席执行官支付报酬,那么其对经营行为的扭曲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杠杆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波动性也将受到鼓励。

另一个原因当然是,由于银行被视为“大到不能倒”,因此这些风险是不对称的。但我们在这里必须当心一点。经济学家们往往假定:金融参与者永远都是理性的;因此,如果我们解决了“大到不能倒”的问题,过度的冒险行为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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