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发生了“杨武事件”,是谁的耻辱?
   
绝大多数人都在骂杨武,杨武的母亲也在骂他,他自己也骂自己“没用”,说这是“男人最耻辱”。几乎所有人也都以骂杨武“没用”,来显示自己有用;几乎所有男人都在骂杨武不是男人,以跟杨武做个切割,他们通过指杨武“耻辱”,来遮盖自己的耻处。其实不过是一群阉人骂一个阉人,转移耻辱大方向。要说耻辱,这些骂的人,祖先都被剃发了,成了亡国奴,有血性的早被杀了,断子绝孙,你们的生命就是耻辱的产物,你们觉得耻辱了吗?

   
如果摊在你们面前,你们会怎样?
   
我问我自己。挺身而出,把命拼了!我对自己回答。尽管我分明感觉到自己心微弱哆嗦着,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了。因为就在几天前,我骂中国人是猪,一个朋友反问我: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不是这个动物?我回答:把一条腿放在死亡线上,就不受要挟了。我知道自己确实可能豁出去,不是因为我是好汉,而是因为我是赖汉,我对生命并不绝对眷恋。好汉抱着希望牺牲,赖汉只需要绝望,即可把命送出去。

   
但我把命送出去了,我的家庭呢?同样的,即使是好汉,不负责任,只顾自己死活,是好汉吗?杨武所以不反抗,主要也是要保存家庭。他是父亲,还是儿子,当然他还是被侵犯者的丈夫。当然有人会说,他还有资格当丈夫吗?但是谁又能保证假如他反抗了,激怒了凶手,他的妻子就不会生命不保?他的妻子也没有明确告诉他:你反抗,我的命可以不要!即使她这么说了,她作为母亲(还有妻子)的责任呢?她就这么轻松了结自己吗?

   
所以从这点上说,杨武恰恰是好汉,他比那些轻松骂他的人都更男人。只是他缺乏光辉的姿态。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痛感中国男子缺乏男人气,于是“呼唤男子汉”。男子汉的范本是高仓健、阿兰•德隆,还有史泰龙。那时我还年轻,还浅薄,模仿着他们向人显摆,一个聪明的女孩点醒我:这些人不过是戏子!那场“呼唤男子汉”,没有呼唤出男人来,相反的,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男人更加窝囊了。就在几天前,我还构思写个《男人们》的小说,问问中国男人怎么了?但是,杨武事件让我改变了想法。其实,中国男人90年代以来,已经真正承担起男人的责任来了。一个个家庭被推下海,在弱肉强食中挣扎,男人只能首当其冲。杨武不也是这样吗?他是家庭生存的顶梁柱。他不是胡里花哨的戏子,而是实实在在的支柱。时代的变故,把男人推到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之下。生存是残酷的,不是摆个姿势亮个相就能解决的。他们虽然油里油气,乃至猥琐,但那是被生存逼的。我们的男人被逼成了百锤不烂的砧板,却又要面子光鲜。我们的男人,既理所当然要当取款机,还理所当然要当护卫神,甚至还理所当然要当性机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男人。

   
我不否认人有求生本能,但是人也有死亡本能,当生存已不可能,我相信许多人会豁出去。但是糟糕的是不许豁出去。人生最可悲的不是活不成,而是死不能。因为你是丈夫、父亲,所以你不能死;因为你是男人,所以你必须撑着。女人脆弱,可以向男人哭;男人脆弱,向谁哭?老实说,我已经厌倦当男人了,虽然当男人很荣耀,还可以统治女人,但是男人在统治女人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绝境。假如有造物主,我恳求不要再让我下辈子当男人。不是我不愿意当男人,而是这个世界,实在不是男人能搞定的。在一个丛林社会里,再威武的男人也只是一把骨肉;就好像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做再多的慈善也无济于事一样。那么,我们应该问责这个社会,这个丛林社会。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不该把男人逼成武松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不仅不应该鼓励武松,还必须庇护杨武。但是我们看到,杨武根本得不到庇护。凶手曾长期为非作歹,居然没有得制度的制止;假如杨武反击,制度未必会认证他为正当防卫;凶手被逮捕,其家人居然还威胁,凶手坐几年出来,要秋后算帐,是谁给凶手秋后算帐的机会?是制度。对制度,杨武更是无能为力的,他没有任何可以支配制度的筹码。我们难道有吗?面对制度性犯罪,我们都无能为力。有人骂杨武没有血性,确实,我赞成血性从我发起,但是我可以这么来要求自己,我不能这么来要求别人,包括当我肩负着别人的生存重任时,我不能因为成就自己的血性而自私。

   
“杨武事件”不是杨武之耻,也不是男人之耻,归根结底也不是我们之耻,而是我们这个制度之耻。我们的制度就是庇护凶徒的,从而鼓励人们都成为凶徒。假如制度不能惩恶扬善,那么善良的人们只能把自己变成凶徒,自己保护自己。我们指责杨武,不就是恨他为什么不恶吗?我们甚至宁可杨武是杨佳,拿起刀来滥杀,因为我们内心都恐惧被害,每个人内心都揣着一把刀。

   
最后,我想说,在丛林社会,没有谁绝对是幸运者。凶手的单位还在竭力撇清,强调凶手是临时工。当“临时工”大量成为制度的执行者时,制度的丧钟也敲起来了。不信,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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