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區議會選舉前一天的星期六，我如常收到每周一期的《時代》周刊。作為二十多年的老讀者，到今天都不情願放下印刷訂閱版改而趕時髦看網上版，是因為間中訂閱版會附送網上版沒有的專輯。那個星期，《時代》訂閱版送的是《生活》雜誌（Life）專輯，刊名是〈時代的傳奇——二十個震撼世界的人物〉（Life’s Legends: 20 Who Shook the World）。
《生活》雜誌是一份已經停刊的畫報，今天仍然有巿場價值的原因在於它的雋永和不朽（immortality） 。這份率先以大圖片配簡潔文字的刊物，每張照片都那樣扣人心弦。我翻開專輯細讀，第一個人物是演員馬龍白蘭度，第二頁是黑人棒球運動員羅賓遜，第三個是瑪麗蓮夢露，這三位都各佔一頁。打開第四頁是跨頁連着第五頁﹕一個黑人在桌前被後面兩個白人警察扭着手臂，黑人的身體向右傾斜，可是他仍是用左手支着枱面，用力撐頂着。二百字的圖片說明題目是「馬丁路德金﹕國家的良心」（Martin Luther King Jr.:Conscience of a Nation）。
這張圖片是罕見的。馬丁路德金被殺四十三年後，這張圖片公諸於世。這充滿張力的黑白粗微粒照片帶來的震撼一直到翌日的星期日午夜，也就是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束之後兩個鐘頭，也就是我在電視前看着一個又一個泛民參選人倒下的那夜。
成王敗寇是千古不滅定律。這七天來，我一直想着一個問題﹕泛民輸的原因是什麼。從報端上我讀到了政治學者的分析，從數據到策略都有、都精闢，可是我還是不能告訴自己這便是答案的全部。不是說泛民不能輸，馮檢基立法會失利過，二○○三年曾鈺成因區選大敗辭去民建聯主席；黃成智那年敗退立法會選舉之後，一天我在電車上看到他在英皇道健康邨那邊踽踽獨行，幾十呎外都感受得到那份失落。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曾經面對落日斜陽，都曾經在斜陽裏總結失敗變成明天新氣象；任何廣義和狹義上的戰爭，核心不是如何打，因為只要一旦開打，先前的部署全部可以棄如敝屐，核心是總結勝敗。
泛民失利，常見的總結是地區工作不如建制派，一種說法是蛇齋餅糭不如人、人家有隱性鐵票；另一個總結是泛民內鬥流失選票；一種說法是公民黨兩宗司拖累。這是事實，三個說法都對。但蛇齋餅糭不是今天的事，然而人們除了要好吃的眼前利益，還要好看的長遠利益，例如更多的公義伸張。我相信蛇齋餅糭是起了一定作用，但不是決定因素，你塞蛇齋餅糭給我，也要我信得過你的東西可以入口，這是對施予者的信任。不信？今天你去買幾百隻糭幾百張蛇宴券一千份餅，站在建制派鐵票地盤街頭派，說清楚連地址也不用留下，合者取去。我敢擔保你站到日暮也沒能派光。
至於泛民內鬥之說，從數據上來說，干擾是有的，但說不上因着拉扯流失大量選票以致拖垮泛民參選人。當然，從泛民整體而言，臨戰內訌，如果把二○○三年以來的泛民視作一個堡壘，那末可以形象地說，這個堡壘內部先已被攻破。這種溫和及激進的兩條路線鬥爭以泛民慘敗作為結局，泛民中人應作如是觀，是未來新泛民同盟的再出發點。香港泛民同仁都是受港英殖民地教育出身的天子門生，對鬥爭哲學都以君子坦蕩蕩胸臆對之，諸位不妨找些舊史，看看「與天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如何在遵義會議定於一尊，閱後必會了然之胸。
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屆四中，以王明為首的蘇聯派在蘇共國際支持下奪得中共領導權，毛澤東大權旁落，所提倡的游擊戰及建立根據地戰略丟在一旁。長征開始後，蘇聯派的戰略主張全盤受挫，強渡湘江後中共中央只餘三萬多人，黨內質疑王明的左傾冒進政策，開始倒向毛澤東一方。一九三五年，中共在遵義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一舉翻身，成為中共唯一領導人，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去世，歷四十一年而不倒。中共歷史有反右歷史，但也有反左的潮流，遵義會議是反左傾的關鍵，鄧小平在打倒四人幫後復出，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成為中共高層至今念茲在茲的註腳——一九八七年鄧對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說，我們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一九九二年南巡後，鄧再說一遍，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防左。
公義沒有程度和國界分野
不過這都是支末，我始終心繫那一張馬丁路德金照片。
這次區議會選舉其中一個命題是公義。我所說的公義是沒有程度和國界分野，公義就是絕對公義。馬丁路德金今天仍是普世價值其中一個代言人，是他敢於面對不公義的不屈，是力倡和平抗爭的不撓。這次區議會選舉，令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泛民大敗，而是我們這個社會如何對待公義，如果投票結果顯示的是我們對公義是待以狹隘並短促的目光，我不會同意香港是一個零文盲的高收入發達地區。
公義是要成本的，可是倘若沒有廣義上的公義，我們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去世多年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教授常對學生說一件事，那是六十年代初他到美國南部念研究院的舊日回憶。那年代留學生都是窮措大，搭灰狗長途巴士到站轉車，田長霖上車站廁所解手，一進男廁就看到兩個尿兜，一個註明是白人用，一個註明是有色人種用，兩個尿兜相距只有一步，都鑲在同一面泥牆上。田長霖每說到美國六十年代的種族歧視，就一定說到這段親身經歷。
那是黑人給白人三K黨吊死的年代，一九八八年，美國有一部由真赫曼主演的民權電影《Mississippi Burning》，寫的是黑人民權人士給活活燒死、白人青年南下鼓吹民權遭活活打死的真實歷史。《生活》雜誌裏的馬丁路德金照片，是漫天風雨待黎明前最黑暗一刻的剪影。沒有這個牧師的勇氣，美國不可能在六十年代通過《民權法案》。那是需要成本的，馬丁路德金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遭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槍擊身死。一個人倒下，千千萬萬美國有色人種從此站起來。
我心有所感的是兩宗官司與區議會選舉的干係，以及由此而生的所謂投票結果。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公民黨大敗，不少人總結，這是與他們在港珠澳大橋以及外傭居留權兩宗官司有關。有一種論點說，公民黨政治上太天真，竟然沒有想到這兩宗官司在經濟開始走向凋敝的香港帶來的衝擊。當然，也有看法認為公民黨諸位大狀高估了一已的政治魅力及負面選舉效應。我的選區裏沒有公民黨參選人，沒有資格以當區選民的身分評說，只是作為一個外在旁觀者，這兩宗官司的真正價值在選舉政治操作裏已被挪用淨盡，短暫的選舉利益掩蓋了公義。最大輸家不是泛民也不是公民黨，是香港社會。
誠然，從實際政治操作來說，會有人認定，公民黨在這時候提出這兩宗官司也實在笨得到家，也許是大狀的知識性傲慢緣故，我覺得，從唯選舉論而言，這兩條解說堪稱一語中的，然而我們這個社會總不能富得只剩下選舉了吧。我們的公義呢？我們從父執輩以來一直持守的正義感呢？有參選區議會選舉的建制派認為，港珠澳大橋拖慢開工會令建築工人職位減少，外傭居港會與本地人爭飯碗。把這樣嚴峻的經濟困頓放進兩宗官司的社會框架裏，的是高招，但由此打開的潘多拉盒子，讓裏面的種族仇視以及對社會不公視而不見的惡魔放出來，那是再多的通識教育也無法彌補的過失。
永遠丟失公義良心
上星期一凌晨，我看見憨厚的何俊仁險勝後的一臉悻然，也見到陳淑莊敗選哭成淚人，看到泛民諸君的失落，亦目睹民建聯的喜形於色，這就是選舉，是在一個相對公平環境下的投票結果，勝負是暫時的，四年後再決，可是今年選舉我們永遠丟失了公義良心。或許是理想主義了一些，但我總覺得，今天香港的情况應該遠比六十年代的美國開明，但我們卻沒有人家那麼長進，至低限度，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社會是勇敢地張開懷抱迎接我們的內地骨肉兄弟，在居港權風波上挺住了法治和良心。世界是向前發展的，唯獨回歸十四年的香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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