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會選舉後，對「泛民」失敗的反思，主要包括「鐵票抹黑」論、「地區工作」不足論和「主流民意」右轉論。三種不同的分析和判斷，指向的是三種差異的文化效果和政治出路。強調「鐵票」或「抹黑」的作用，除了想解除「泛民」自身的責任外，也可能產生獨善其身的無力感；泛泛地承認「地區工作」的不足，除了提高一些被認為是「瑣碎」的事務工作的重要性外，也可能重複全港（政治）vs.社區（民生）的刻板簡化對立思維；側重於「主流民意」的右轉，除了催生一種對右翼民粹政治的追求外，也可能鞏固了什麼是「主流民意」的單一想像。這三種觀點，儘管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但卻過於一般化，未能有助更具體和仔細的分析。
三種解釋的局限
鐵票抹黑論﹕「建制派」資源豐富，透過日常的組織和福利，再加上選舉時的龐大動員能力和旅遊車的配合，比「泛民」擁更多的「鐵票」，自然並不出奇。因此，全然否認「鐵票」的存在和威力，並不中肯。不過，要維持這樣一個「鐵票」系統，成本不菲，而且愈擴大成本就愈高，因此無論「建制派」資源怎樣豐富，也只能保證一定數量的「鐵票」，難以確保每次選舉都能大勝。另一方面，如果「抹黑」指的是誇大或虛構出選舉對手的缺失，這原是所有選舉中常見的策略，因此也無助我們理解為何這策略在是次選舉中特別有效。因此，「鐵票抹黑」論，至多也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解釋「泛民」為何在某些選區敗落。
地區工作不足論﹕把選情不利歸咎於「地區工作」不足，自然不致全無道理，但空泛地談「地區工作」，卻仍無助「泛民」校正未來的政治走向。「地區工作」是什麼？要能吸引擁有不同訴求的選民支持，「地區工作」不可能是單一的「蛇齋餅糉」等派糖恩惠，也不可能完全等同協助居民捉鼠通渠送飯、更換名牌手袋，亦不止於「強烈要求、成功爭取」地區小型基建或交通設施，而是蘊含能解決居民各類日常生活難題的工作，當中往往同時涉及「民生」與「政治」、全港與地區、日常事務與價值信念，包括一些像美孚居民反屏風樓或協助葵青區公屋被逼遷戶等與宏觀的房屋政策相關的議題，或超市加價、領匯加租等涉及通脹和地產霸權的社會經濟問題，以至決定骨灰龕地點等本區排外主義（not in my backyard）價值觀的問題，甚至觸及保護海港或郊野公園等自然生態訴求。換句話說，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面對不同訴求的選民，「地區工作」的含義都有差異，不一定只是瑣碎的小恩小惠或物質利益，也可以包含大是大非的原則價值，例如公屋被逼遷户對居住權和尊嚴的追求，儘管這些訴求很多是不能全在區議會權力範圍內解決，但認真地協助居民提出和面對這些問題，顯而也是一種與區選有關的「地區工作」。
主流民意右轉論﹕認為「主流民意」右轉有助「建制派」選情的論據，主要引用受「外傭爭居港權」和「港珠澳環評」困擾的公民黨失敗個案為例，宣稱選民以右傾的投票取態，表達他們對公民黨的不滿。自然，保守自身利益，甚至不惜排外，在近年的香港應該算是一種「主流民意」。然而，「主流民意」並非只有一種﹕各類政治民調顯示的「主流民意」，最突出的是對政府不滿的不斷增長；最低工資的成功立法、反地產霸權和環保意識的興起，恐怕亦反映社會轉型中幾種不必然與右翼政治接軌的「主流民意」。况且，更大的「主流民意」，恐怕並非反映於影響了選戰結果、投向「建制派」的新增選民的投票行為（他們只佔全體投票選民的幾個百分點，當中大部分是年長的選民，見紀曉風〈過去四年中老年選民暴升〉，《信報》2011年11月8日），而是投了票的舊選民和沒有投票的「沉默」大多數。應如何理解這些人的「主流民意」？他們真的「右轉」了嗎？還只是一如既往？是變得犬儒冷漠？又或只是不重視或不信任區議會的運作？不同的分析和判斷，自然導出不同的政治取態和工作方向。
「排外合唱」是否唯一的出路？
上述的三種分析，各自衍生了不同的政治判斷與文化效果。過分強調「鐵票抹黑」，很容易中止泛民自身的反思，也容易孕育命定犬儒的心態﹕不過，完全不認「鐵票抹黑」的存在，亦恐淪為給「建制派」塗脂補粉。
過於側重「地區工作」，尤其當中的「蛇齋餅糉」、「捉鼠通渠」、「更換手袋」、「強烈要求」、「成功爭取」等狹義或非政治的面向，不僅會失去一些重視基本價值和原則或需要其他類型的「地區工作」的選民的支持，更同時會進一步矮化區議會的職能，使願意投票的選民變得更為單一；然而，完全拒絕「地區工作」，顯然與現有的區議會運作脫節。
把焦點集中於主流民意的右傾，可能產生一種危險的政治傾向﹕把堅持原則的政治力量，矮化為脫離（民意右傾）「現實」的「道德主義」，強化別無其他選擇的認命心態，迷信只能順應「右傾了」的「主流民意」，才會取得成功，壯大「泛民」。問題是，如果「主流民意」並非只有一種右翼排外的傾向，參與「排外合唱」是否唯一的出路？更重要的是，倘若「成功」只能透過排外的民粹獲得，那麼「壯大」了之後的「泛民」，還代表有意義的民主嗎？還只是彰顯了右翼民粹的氾濫？缺乏清晰明確的民主願景和相關的價值原則，只談選舉策略與權術，儘管可能在特定的脈絡下爭取到更多的選票、席位和政經資源，但如果忘掉了最終要爭取的目標、價值和原則，這些多出的選票、席位和政經資源，是「成功」的指標？還是民主價值消失的印記？
逼遷公屋「寬敞戶」的啓示
當區選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一些公屋居民因親人離去而面對被逼遷離老家的困境。這些被官方稱為「寬敞戶」的公屋居民，他們應否搬離原居的議題，涉及公共資源應如何分配的公平價值，也涉及有尊嚴地居住的人權問題。倘若在自己選區內，正好碰上在這議題下擁有不同訴求的選民，包括被逼遷的「寬敞戶」、在公屋輪候冊上等候的居民、居於比「寬敞戶」面積還少的私樓住户，自稱為「泛民」的政黨，應根據什麼準則來處理這類議題？
在今次區選中比民建聯的當選率和選區平均得票率還高的街坊工友服務處，在為「寬敞戶」爭取有尊嚴的居住環境的同時，也保持了選區內大部分選民的信任，沒有受挫於右轉了的所謂「主流民意」，這恐怕能夠說明點問題。
保存或壯大自身會變成什麼？
在政治角力中想保存或壯大自身的力量，自然無可厚非，而在不失原則下，更應盡力而為。然而，如果我們對民主、自由、公義、平等、人權和尊嚴等價值和原則並不全然犬儒冷漠，那麼，更值得「泛民」關心和重視的問題，應該是﹕保存或壯大自身的政治力量，是為了達致什麼？更重要的是，保存或壯大了的自身，究竟變成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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