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进入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但湖北人熊伟并不气馁。他说,自己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从一开始就只是冲着参与基层民主、唤起更多人而去。几个月下来,他发现了选举过程中的程序和细节之陋,对民众同人大代表制度之间的疏离感,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参选之初,他就成立了“非京籍人员选民资格”协助办理志愿者办公室,指导那些与他一样的“外地人”介入本地公共政治生活。一块红色的牌子标识办公室的所在地,北京西郊比邻圆明园的胡同里,散乱的商铺、小摊和游荡的猫狗将它缠裹在市井的喧闹之中。这里是打工者和外来人的聚居地之一,对于民主选举的陌生尤甚,熊伟也是其中的住户。他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捡起5年一次的权利。只要填写一张表格,熊伟就会传授以参选步骤和注意事项。来者多会这样询问:“登记选民对我有什么好处?”熊伟无法阐释践行权利能够带来的眼前利益,只能从《选举法》中搜出一项对普通人最能产生“推动力”的答案:“成为人大代表,就有了罢免权。”

  好奇者众,而大部分人都会因繁复的手续作罢。光是需要回到户籍地去开具选民资格证明,就已让他们打消了念头。

  无论动员的结果如何,熊伟的阶段性使命已经完成,那就是让更多人意识到手中一票的存在价值,虽然影响力囿于小众,但从长远公民意识的培养来说,这样的一小步自有它的意义。

  对熊伟来说,致力公民参与已是日常生活和工作准心。过去8年中,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游说全国人大代表、参与立法,被称为最专业的“编外代表”。

  这位做过热电厂工人、当过记者的民间学者奉蔡定剑为楷模,坚信从民主法治中才能找到共商国是的出路。

  1990年,从湖北荆门大学毕业的熊伟成了一名普通工人,他以“位卑未敢忘国忧”为题,写下一份万言书寄给北京高层领导,20多条建议囊括“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发起少年足球工程”等完全不同的领域。反复寄了4次之后,仍然没有任何回音,熊伟便放弃直接给高层上书的路径,转而寻求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推行自己的主张,开始了参与立法之路。他四处搜集人大代表的联络方式,提供自己的调研结果、分析见解。与人大代表的合作不无挫折,他的“纠缠”常常会引得对方横眉冷对,但也不乏皆大欢喜的时刻,曾经的“两会”上,一名代表参照熊伟提供的材料写出的议案被评为优秀。

  1999年,熊伟离开了热电厂,成为一名记者。2002年,他来到北京,不久便辞去工作,成为专职“游说者”,奔走于人大代表之间。几年中,累计和全国人大代表合作提交议案和建议100多个,让民情直通立法平台,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起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在农村采访时,熊伟曾几次目睹村委会选举的混乱失序,农民的选举热情更是让他极为震撼,于是便产生了这个大胆的想法。草拟的法案1.3万多字,几经易稿,前后共征得1000多名人大代表和10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支持,成为其联名上呈的议案,虽没有最终形成法律,但也直接推动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

  “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自我启蒙,然后才能启蒙大众。知识分子需要清醒地认识,什么才是中国民主法治的基本路径、如何寻找现代化强国的突破口,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才能去告诉别人。”熊伟说。亲身参与立法即是自我启蒙,他找到了一条能够践行理想和改变社会的道路,并自认是现行体制框架中最为务实的一条。2005年,他成立了一个从事公民参与立法研究的NGO,取名“新启蒙”。在完成了自我寻路之后,他希望更多人成为参与立法的追随者,践行启蒙大众的使命。

  “新启蒙”吸引了北京高校的20多名学者成为顾问,然而正式的工作人员只有熊伟。“未来每个项目我们都要设置一个办公室,有全国选民登记管理系统、土地制度改革、村委会选举……”熊伟指着一片在他住所旁租下的民房说。虽然里面连办公、采暖硬件都没有,更谈不上人员配备,但这个常年节俭度日的单身汉却很乐观:“明年你来的时候,这里肯定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