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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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道德体系   
郑永年进入专栏)  

    社会道德解体了,而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这表明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重建道德?道德重建首先必须跳出目前的左右争论。本栏上周已经论述左右派在道德问题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实际上,在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则是利益,特殊阶级的利益。要 重建道德,首先必须认识到道德的普世性,道德是普世价值。
    换句话说,道德重建必须去阶级化。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对接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估。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市场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找到道德重建的有效方 式。马克思提倡的是阶级斗争,把道德分解成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道德。但那么长的历史已经说明,阶级斗争不仅无助于道德重建,反而会造成新形式的道德衰败。阶级斗争表明社 会的对立,而一个不同阶级间高度对立的社会,很难进行道德建设。
    阶级论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多自由主义者尽管不强调阶级,甚至因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阶级论,对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不利而反对阶级论,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 义实际上是阶级形成的一种主要根源。如果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来缓解或者调和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就会发生重大社会危机。
    实际上,在道德面前,所有社会成员是平等的,无论贵贱,无论贫富,他们都是人,都是需要道德而生存的。这似乎类似一种宗教解释,但实际上人们不需要用宗教来解释社会存在物的 道德需要。很自然,不管哪种文明,开始之初,人们都用普遍的人性来解释道德的需要。
    
    社会分化导致道德解体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 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怎么办?历史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路线,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但历史证明这种方式已经失败。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最后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等到 消灭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国家通过政权动员来发展经济,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没有可持续性。最终社会变成了普遍贫穷社会。在人人贫穷的状况下,只能产生虚假的道德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实也并无道德可言。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悲 惨世界”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生存到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一个社会领域。当 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了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 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体的生存和发展。
    回到中国,要重建道德,人们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很难想象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能重建道德。这已经被证明为失败。实际上,消灭市场经济本身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 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出无穷的非道德。
    
    道德重建,谁是主体?
    
    道德的重建,谁是主体呢?既然道德的解体是资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结果,那么道德的重建也离不开这三个角色。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扮演 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尽管是道德解体的主要根源,但道德的重建还是需要资本的力量。道德重建包含经济成本,这种成本必须是由资本来承担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没 有足够的财富,就不会有福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 任何社会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一旦这三者之间失去平衡,道德就会面临解体 。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各级政府没有在资本和社会之间做好平衡的角色。现在政府大都是站在资本这一边的,包括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等等。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任何社 会,不管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较之于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总是最弱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任何社会,一旦社会起而反抗其它两种力量,往往表现为暴力性。很显然,暴力 往往成为社会保护自己的最终的手段。在中国,因为缺乏民主政治机制,社会力量本来远比其它社会弱小,一旦当资本和政治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中国 社会对资本和政治力量的高度不信任、敌视,甚至暴力化,就是权钱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相结合还产生了其它两个结构的失衡,那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当政治权力和国有企业合而为一的时候,民营资 本的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在西方,私人资本对政治力量是一种有效制约,中国的私人资本极其微弱,对政治权力不仅没有任何制约性,反而高度依赖于政治力量。因为在中国,国营企业是 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结果也必然造成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型企业是社会的大部分人生存的经济空间。中小企业弱小,表明中国社会的 大部分所拥有的经济空间极其微小。也很显然,这些关系的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生产和发展构成了结构性制约。或者说,道德没有社会经济基础。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需,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 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平衡两者的力量。在当今世界,西方世界因为有大众民主,政治倾向于和社会力量结合;中国因为缺少民主,政治力量和资本成为天然的 联盟。这两种极端都产生着很多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经常成为民粹主义,民主政治成为福利政策“拍卖会”,使得其经济体系不堪负担。中国资本和政治力量的紧密结合,正在有效地破坏着 社会基础。自由派经常忽视第一个问题,左派经常忽视第二个问题。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道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尽管人们 谈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但道德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好的制度在遏制着道德,而在弘扬着非道德。制度必须扬善遏恶,而不是相反。要扬善遏恶,就需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 尤其是健全的法制。那些不愿意接受艾滋病(爱之病)人的医院,那些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途中断了手术的医生,那些诬告扶起倒地老人的人……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如果法律不能惩罚这些,那么就无异于鼓励非道德。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法律现状就是这种情形。中国的立法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中国已经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需要保护社会的。现在的法律体系保护不了社会,名实很不相符。在权和钱合为一体的情况下,保护社会很难成为法律的目标。
    
    政府无法提供道德力量
    
    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道德产生的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现为儒家。但是这种传统 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不再的时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
    如同任何社会,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扮演重要作用,但绝非政治教育。中国长时期的、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往往适得其反。要思考一下,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下,培养出多少毫无爱国主义的个人来。清朝末年,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中国百姓帮八国联军搭梯子攻入紫禁城。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了,人们比当时更 爱国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其它种种道德运动也毫无所获。
    在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经发起一场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即一场道德重建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干扰了这场运动,但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道德是社会成 员互动的产物,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施加于社会。
    中国社会道德的建设还是需要社会的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空间有了很大的增加,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涌现。不过,社会空间的增长,主要在那些不敏感或者少敏感的领域,在关键的道德领域(尤其是宗教),社会空间还是非常有限 。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还是继续假装着能够提供。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政府到最后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逐步正式从道德领域退出,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但必 须强调的,如上所说,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道德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因为没有 ,社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但对道德重建的意识还相当淡薄。这并不是说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 间的道德意识需要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作为整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道德意识远较其他社会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高度政治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公民社 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因为道德的解体,中国社会个体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还是多大的财富,也难以生存。没有道德、没有信任,社会到处就会是陷阱。因此,重建道德也就是社会的自救。要不自我毁灭,要不自我拯救,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任何社会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要经历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国也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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