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虎庙 | 评论(2) | 标签:出身, 遇罗克, 人权, 普世

我出生在一个曾经成分为“革命干部”的家庭[注: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没法子,这是所谓出身决定了的,因为这一直是一个以出身论人格的国家。在先,我是一直这样认为的,不过也未必,以我一生的经历后来足以叫我对自己从前的想法产生些修正。一个现象是:一些四九年后被划归另类人家的孩子,在经过了一个周期甚或两个周期——这个周期大概是在20年上下——的轮回之后,这个“革命队伍”里出现了几近一半的“翻身”了的异己分子。而这些异己分子的父辈前身恰正是在四九年的那场红色革命中或多或少落草为寇,甚至是被镇压(枪毙)了的一拨人马。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在中国的世俗处世哲学体系中,“知实务者为俊杰”很管用!加之儒家学说中的“隐”和“忍”深刻地教育了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各色人等。

我的如此分析不无来由,说远了、深了的话,对年轻人不好理解,那得先通晓一段历史,一段在中国发生的共产革命史。所以我只说近的,只说一个结果。

还是在我懵懂不知事理的年岁时,我的“自来红”(一种盛行于文革时期的阶级等级观念)思想遭受了一次深刻打击。我的班主任老师对我说:“你看看你们这些革命干部子女有几个成气候的……你再看看人家那些地富反坏右子女,叫我说你们什么是好!”我听后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班主任的家庭本身就是富农出身。有富农不替富农们说话的吗?可是当那场谈话结束不久,我有心回味一番班主任的“发现”之后,我的思想遭到了更大的打击。班主任所说那些优秀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原来优秀在都是班级里的班干部,少先队小队大队长,以至有了一位市级优秀少先队队员标兵!遇罗克在此至少没有细分如上人等,他认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却实际上达到了权力的人在此又该做何解?

不过,我没有想就此证明我的立论可以否定遇罗克的以生命的体验。

那么我们看看具备什么样的人格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了权力”?一九七四年前后,我在钢厂炼钢期间,和一个回民工友关系甚好。该人聪明过人,熟读中外名著,那时候正为有一日会恢复高考而努力学习数理化,而最最叫人称道的是他虽然人矮身子单薄,却干起活来勇如猛虎,年年都是厂级劳动模范,对此我无比钦佩。却不想一次该友私下对我说“我和你不一样,我们家出身不好,我得比别人付出十倍的努力才成啊……”我说你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厂里信任你,委以重要工作于你,你还要努力到何时?该友回答“入党。”又过去三年,该友真的入了党。而伴之以该友从此不再与我为友,和他相近的工友亦是纷纷离他而去。因为该友把大量时光用在了给党的书记们买煤买粮,带书记的孩子去公园玩耍。甚至,这哥们儿还曾试图攀枝书记的千金,只不过他只敢在我面前不时要提起……也就是我的这个辛苦的工友的父亲于一九六零年被政府以现行反革命罪镇压(枪毙)。

在我也曾苦苦思想,这个七成由富农、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组成最高领导班子的革命队伍为何对与自己同类出身的人下手却如此之狠?文革中发生过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大规模杀害阶级异己分子及其子女的事情,滥杀者中连襁褓中的婴儿难能幸免。而当时的公安部却对此放任纵容。而自四九年后,这样的软硬杀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何其之多。有谁能为这些被杀了,后又平反了,而今又在杀戮却不知何年何月可以平反的“异类之人”站出来说说话呢?在肆意歪曲人权普世原理的国度里,这些异类们还能否如期不被杀戮,不被再平反,不被再排除于做人的权力之外呢?

在这个国家里,人因先天而被分三六九等外,且有人人之间的先进落后之分。也因此制造出了所谓先进阶级、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之别。一些人自我标榜为最先进,以至要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不同“你的觉悟岂能混同于一般群众。”盛赞一个组织的成员又总是不无骄傲曰“特殊材料所制造”。先天虚拟的自我优越感使得他们习惯于自大,以致利令智昏,高高于国民之上。

无来由的阶级之分,凭空捏造先后之别,却极其缺乏现实操作性。究竟谁是敌人,谁是异己,不能没有,却又无从划定。因此在实践中,他们形成了最有效区隔人等的方法就是踩着同类的肩膀前进。为了达到这种人等优劣区隔,他们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打造了一部自残同类,尔虞我诈的内部斗争史。这个极其悠久的处世宝典由来已久。我住大院儿里有位革命老干部章氏,1942年参军,第二年入党。章氏有一妻在家务农,支持丈夫前线打仗。每遇农忙,妻子无力独自耕作,章氏便设法托人捎回不多几颗铜板,交由妻子雇工耕作。章氏在外辛苦革命八年,一九五零年转入地方经济建设,回到老家,赶上评定成分,不想章氏妻子因了在家雇工耕作而定地主,尽管章氏在革命队伍里已是有了级别的基层官员,返城搞经济建设后亦任单位科级干部,而章氏夫妇的两个阶级,敌我矛盾已经定局,并无人敢为其伸冤。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那部统治中国的内部革命斗争史发展进行到了刻骨铭心阶段。章氏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里的反戈一击一支被当选机关社会治安办主任。而经过重新清理阶级队伍后仍被定为地富反坏分子的章氏妻子却不得不每周两次要向自己的结发老夫,治安办主任汇报自己的活思想。一幕有趣的剧作就此上演了:每每汇报日,章氏夫妇就走到大院操场,相对而立,一边由章氏妻子章氏低眉下眼地絮叨这星期无大事发生,打扫了几次院子从而锻炼了和劳动人民一样的朴素情感一类云云。而此举亦是老革命章氏本人想出的好主意,意在不被人怀疑,干脆把办公室里的事情搬到了大操场,创造了一件开门办公,开门闹革命的新鲜创举。得到革命群众的纷纷赞许。

1968年,因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的张郎郎(张仃之子)曾与遇罗克同监一室。据后来张郎郎回忆他曾问起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说:“值得。”他回张郎郎道:“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二零零八年秋天,我去了北京宋庄一趟,瞻仰了自由艺术家们为反“出身论”的先锋志士遇罗克所塑铜像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114d3be965e1e5c。遇罗克的事情已经尽人所知,他的故事也听过不少。,而那一刻,站在遇罗克铜像前合影的瞬间,我却总想着的是:一个人怎么就会为一个认识而被枪杀了呢?遇罗克最喜欢的诗句据说是“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遇罗克,这个懂事起就活在“自由新社会”里的人怎么会有如此惨烈的悲壮情怀?

近些年,我住北京的部长院里开始出现些年龄与我相当的部级干部,也随即带来了一道风景。每每有长长的车队鱼贯而至,在院门外的马路边儿上排开一溜儿,接踵而入院门的便是乌乌泱泱的一片“省外人”。那接下来的一天里,除了那年轻部长家里出出进进犹如节日的喜庆外,便是到当晚必有一次举家出行往邻近的一家酒楼里的一场举杯言欢。这让人不由得想起电影《开国大典》里要到中南海为老毛守江山的湖南乡亲……

“我爸是李刚”的著名不在其搞笑到何等,更不在其仅仅特权一字而已。一切迹象表明,出身的优势,乃至后天官路的等级已经幻变而成新形势下的“新出身论”。老子有官儿有脸,老子无官儿靠边、老子有钱是大仙,老子无钱儿瘪三……等等不一而足。

一个生来就以身份为主张的组织制度何以会公然以天下人人平等互待?在没有了阶级斗争后,就会有先进于落后之分,在没有了先进与落后之分后还会有官位等级之分,尽管那也许叫做“公仆”,但公仆定然有顶级公仆,有特权公仆,有高级公仆以及有遍及天下的普通公仆。而在这一切之下,那叫做“人”的东西不过似乎一段阑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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