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 | 梧桐叶儿落

作者:老虎庙 | 评论(6) | 标签:镇压, 历史

当眼前懵地出现那块翠绿色牌子,上书“风陵渡”几字的时候,我已无法坚持,腿软,心慌。我不能有信心哪怕再蹬出一圈儿,我因此几乎是踉跄着翻下车来,动作已失协调,四肢配合错乱……

早上出发的时候,在百度地图首先测量了距离:100.20公里。又转到谷歌上查看地形,那地形似乎是在黄河一段的山梁梁上,偶有平缓处,也只是短暂的谷底与河道。果然,出河津后立刻开始爬坡,我是以每小时8码的慢速前行,可我的双腿却紧忙倒腾,像两只风火轮,转得呼呼,却无效率。

在马家庄,道路出现分叉,路边晾晒包谷的农民说:该走黄河边儿上。黄河边儿的路叫“沿黄大道”。后来就成了我这一天为之奋斗的百公里征程(据码表实测为97.27公里)。

我跌下车的地方路旁有一棵梧桐树,就是城市行道树的那种,准确讲叫法桐(法国梧桐)。大雪节气刚过,法桐只剩光溜溜的树干,白的皮肤更白,有裂痕的地方则像许多只烂眼圈儿,黑黢黢着,在寒风里大胆地窥视路人。

法桐树下有一家饭铺,是乡下常见的那种:门前垒灶,锅架在当街,一旁有砧板,砧板几乎黑色,却当中一片白得亮眼。忙的时候,就有一只又一只的烧饼在那白色里揉捏,擀圆。橱子又喜欢把面饼在那白色的位置摔得梆梆做响,那饼子就香许多。饭铺门前的牌子上傻愣愣写着:羊汤、羊肉泡馍、羊肉面。

单车走一月,已近秦地。

饭铺老板迎出门来:“想吃啥?”

我迟疑一下,想吃的太多,一是饿了,二是越近秦地,那好吃食就越是目不暇接。说羊汤吧,颜色最鲜亮,有油花儿漂了,汤上有香菜浮游,用勺儿捞一回,筋筋脑脑的,肺、肝、耳、肚儿又很实惠;说烧饼吧,直径是越大了,厚度是越厚了,外高里儿薄,两边儿一捏,爆出娃娃口,有肥瘦适当的蜡汁大肉就斜刺里送入。我不禁当着老板就要说:这才是烧饼!又说起北京的火烧如何刻薄。老板听不明白。我道是“火烧”就是烧饼,北京的烧饼做得像饼干,北京人也学秦人做肉夹馍,我把那夹馍叫了“饼干夹肉”。老板就笑“饼干咋能夹馍哩?!”我也跟了大笑。老板就说“你是陕西人!”原来说话间我话里早已带出秦腔。心想:想啥就来啥,吃啥就说啥,连说话也跟着变了回来。不禁由衷一叹:唉,我真回了陕西!

老板端上的羊肉面果然美煞。又送上一头大蒜。我惊叹“你是我心里的虫子,啥都知晓?”老板说,这里虽还在山西,可离陕西只一河之隔,过了风陵渡不就是了么?我这才听出老板的山西腔里多少有了秦味儿。不由感慨:秦晋之好,原来在此!

老板有俩娃,一男一女,男大女小,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孙子辈儿的,老板年岁也到了五十一二。

下午去韩阳镇北庄,在北庄发现一所被遗弃的小学校。六排校舍,有院墙,有大门,大门上还隐约可见“三新小学”。进校门当头有照碑,土坯砌就,四围青砖做箍。碑面表皮已经脱落,想必上面曾经书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后来是被一条恶犬赶出门的。如今六排校舍成了猪舍。“要犬作甚?”我问饭铺老板。老板说猪也有人偷啊。猪是甚,是钱!

后来老板就不说话了,只是坐我对面不走,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虽是直嚷嚷羊肉好吃,好吃。老板也谦逊一笑“哎呀,你真会说话。”接着又沉默。有一阵风儿吹过,那棵法桐下就有悉悉索索的枯叶儿翻滚,从地面扫过,有几片就直接滚进饭铺。

“这倒有点意思,在乡下见得到洋树种。”我说。

老板似乎刚醒过,回我:“是从西安移栽的……”老板又说:“我原来也是西安人……城西南,麻家十字的,那是我的出生地……”后来老板就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家就遭到冲击,是因为我祖父的成分。祖父是1951年被镇压(枪毙)的,是因为他的地主成分。大跃进那年我出生,刚懂得点儿事,就遇了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我们祖籍实际是在山西,就是电视剧里说的“晋商”。四九年后背着个商人的名分可不是什么好事,行商嘛!反正不是无产阶级。文革开始那会儿,父亲叮嘱我们做事要小心,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绝不可做人前头的任何事情。在我理解那就是叫我们夹着尾巴做人。我那时候不是年轻嘛,还小,还不够气盛,就对父亲的教导唯命是从……那时候西安有了造反派组织,记得一个是“工总司”,一个是“工联”,还有一帮就叫红卫兵,被叫做是“刘澜涛的麻花兵”,说是保皇派。有一次,街道办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在大会上说我们家是“逍遥派”,是要拔着自己的头脱离地球的人。没有派别是比有派别更危险的敌人……我父亲那时候在园林局工作。西郊武斗那年,一帮人半夜闯入我家,把两门小钢炮架在我家的房顶上,说是我们家在街口上,把角,是重要战略要塞。我们家只好连夜逃到城外的绿化林里躲藏。记得那夜下大雨,后来又淅淅沥沥地下了十多天。街道办革委会的老头老太们还打着手电来查我们,三天两头地查,说是对我们这些人随时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那些个晚上,父亲做了重大决定:离开陕西。半更多月后,我们全家离开了陕西。离开那天,我们几乎啥也没带,就从父亲单位的苗圃里撅了个法桐树秧子,这不,门前那棵就是,我父亲说:这是唯一的念想,想西安,想爷爷死在那西安就到法桐下站会儿……走的时候就推了辆自行车,妹妹坐在后座上,我就坐在横梁上,父亲母亲就步行,一走十多天,步行数百里。我们是沿着陇海线走的。渭南、华山,后出潼关,过了黄河风陵渡,就是现在这里,我们定居了。刚来的时候就住在枣林里看林人放弃的窝棚里。每天靠捡拾破烂生活,这里村上人心好,知道我们老家在此。就东一把食,西一把米地帮我们定居下来……后来我父亲在此地看过庙、铁路上扳过道岔。夏收时捡人家地里丢下的麦穗,这里种枣,收枣时节就帮人打枣。我从十岁起就在铁道边儿上捡煤核,送到人家里换得三毛五毛,记得还捋过榆叶、槐叶给养羊人家送去,一筐叶子换二分钱……日子捱到文革结束,父亲回西安办了离职手续,以后就彻底成了山西人……

在老板讲故事的当口,老板的两个孙子为了两只羊拐打起架来,饭铺子里顿时闹喊声一片。老板冲出饭铺子,我只听得外面他的厉声吼叫:“你人死去了,也不看娃!”我猜那是老板对着老伴儿在吼。

被遗弃的小学校舍承包给人养猪了。村里的适龄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到邻村里的一所小学念书。饭铺老板正为此发愁。孙子不过几年也要上学了,每天也得沿着公路和来往的大卡车抢道。老板的儿子儿媳去了内蒙古打工,一年就回来一趟。今年的中秋前后又遇了雨,老板说下了二十多天。树上的枣子全炸开了口子,枣见水,发酸,落在地上,后来就都烂了。这里农民全凭种枣,遇好年景一家收得了一万两万,这么叫雨一折腾,总共就收回一千两千。县上政府说是给农民补助,要现钱的每家八百,要煤泥的可多获,接近价值一千。听起来可以喘口气了,却又传来消息:煤泥价格见长,市场上供不应求。政府改了注意,不再给农民补贴,把煤泥尽数投入市场。原想要现钱的现在也不再给补发……

“政府不该言而无信啊。”老板小声气儿地对我说,“你说我们农民该咋办?”

临出门,老板送我。又说:“四十多年前一场大雨,我跟着父亲解甲归田,四十年后又是一场大雨让我们农民田地绝收。说起雨来我真的都怕。”

晚上,我在风陵渡的一家小旅社里写笔记。忽然想起老板说过:他们住在路边儿,为了道路建设,二十年来他们几次“割地”,现在宽敞的省道愈发逼近那棵法桐。有一次一辆煤车跑偏,就擦着树干开过去,树身上才留下了最深一道疤痕,差点儿没被撞断。

饭铺老板的影子就此在我的一夜里始终出现。而那老板的身影就只在我的眼前是一棵正落叶的法国梧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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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4日, 9:23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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