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良心底线维系于希望之中

2011年12月12日 10:31:29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持何种政见、价值立场,有一点似乎可以成为共识。那就是,这是个道德沦陷、人心败坏的时代,所谓底线,早已在不断被突破中成为似有似无之物。
   一段时间连续写过几篇文章,居然多是关于孩子:小悦悦被两次碾压,十余路人匆匆而过置伤者不顾,甚至随之而来关于其父母行为动机的阴暗猜测,都在现实和虚拟两个维度探测着非战争状态的日常生活下人心恶的限度。除此,血铅,奶粉,校车,扶老之惑,等等等等,老弱妇孺皆成受害者,其它问题,比比皆是已让人齿冷。坦率说,作为写作者,常常被一种无力感包裹。文字呼吁,激愤发声,似乎都不能阻挡加速之沦落。
   不过今天,不想再谈这些话题,不妨分享个“光明”一些的故事。
   不久前,某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实验”。这位习惯开豪车的富二代子弟,试图用美国式搭车的方式完成从天津到昆明的旅程,他的背包里放着一叠用过的打印纸,上面写着沿途目的地。在图片里能够看到他的样子:一个胖胖的少年郎,学生打扮,一手举纸牌,一手竖起拇,站在公路旁边……
   如果之前的极端事件总是因为“极端”、“个别”而未能视为“本质真相”的话,这个旅行试验可以说真切描摹出这个时代的真面目,成为一种平常方式来测试时代平常生活的试金石。大学生一面遭遇了众多白眼,一面继续着自己的旅程。他搭上的第一辆车是货车,司机是一对孪生兄弟,看他是学生才敢拉他,因为现在“好人不多”,而一路上,吴大伟听的最多的是司机周老大抱怨过路费和汽油费太贵,跑长途挣不了钱。一肚子意见,“说着说着就很激动”。
   旅行中唯一给他留下姓名的,是一位官员,这位体制内者对于当下的判断是:现今做好人太难,有时可能被反咬一口,“我总不能路上开着摄像机做好事吧”? 而在旅程最后的那一段,他搭上了辆破旧的面包车,车里是一家三口,恰是他父母要求要保持距离的的那些“西南地方人”。正是这些人给了大学生一段最美丽的旅行,用他在网络上写下的活:“最美的不是昆明,而是去昆明的路上。”
   一段超越自己生活,挑战自己勇气的旅程让大学生感受到了和自己想象不同的生活现实,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遭遇的各种反应。他的行为,如同提问,让路上驶过的各种车辆,以及里面的车厢里面的各色人等给出答案。
   在我看来,这位官员的见解可谓有代表性:当外面的世界被认为是不义之地,个体行善更为艰难。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妨问问,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预期,是什么让人们与禽兽相异的“几希“,被压制住,被消失?
   实际上,在2011年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一直在进行。给了我答案的是一部看起来和中国没有太多关系的电影:《伪钞制造者》。这部2007年制作完成的电影后来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似乎不温不火。
   电影讲了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伪造钞票、证件,精通画艺,喜欢埃贡席勒的犹太江湖骗子萨利,被关进了犹太集中营。谋生的本能和江湖行走的强大能量,让这位萨利一次次改善了自己的境遇,一次次避免了被杀戮的命运。直到有一天,他几乎是必然的被挑选出来,参与到所谓的“伯纳德“行动当中。这个行动,说穿了就是大量制造伪钞,以扰乱盟国的经济秩序,延缓纳粹德国的败局。
   在我看来,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发生在囚徒中间。当暂告别严酷的虐杀,毒气、非人道的条件,拥有了床褥、洗漱、马桶和稍微像样的食物以后,选择和冲突开始。和萨利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做博格的工匠,这两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萨利和大多数人,包括我,一样,认为“活着,这并不可耻”。博格可能是个共产党人,真正的共产党那种,一张口就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这样的口号,他是一个要用放弃自己生命的方式成全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就是总结这场罪恶的战争。于是,一场微妙的博弈开始了,这场博弈,不仅仅发生在囚徒和纳粹之间,甚至也不仅仅发生在囚徒与囚徒,乃至每个囚徒自己的心灵里。
   如此尴尬的状况:受害者被绑架到犯罪者的战车上,为了自己能够多活一段时间,不断努力让罪恶战车尽可能长时间的碾过同样是无辜者的身躯。正义,良知,底线,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一下子变得暧昧多变。
   当博格企图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他发现敌人不仅仅是那些纳粹,还有自己的难友。博格不断进行破坏伪钞底版的行为。当纳粹提出若不完成美钞的印制就将杀死自己的六个狱友时,依然不曾停手。这种行为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以及这个得来不易的天鹅绒监狱,于是,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告密,乃至用自己的手解决掉他。虽然大家都知道,手头的活将严重破坏盟军的金融秩序,延长战争,但是,自己的生命,或者,装备天鹅绒的监狱与那个过分遥远的正义道德良知等等,哪一个重要,不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吗?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是我,身处此情景,该如何选择?我自然不是特殊材料做出的博格,贪生怕死,实属人之常情,如此,博格之善,在其时其地,已然成“恶”。
   然而一天之间情况突变,德军消失了,牢房的门被打开,最底层的囚徒拿着枪冲,不,准确说是颤巍巍走了进来,枪口指向这些“衣冠楚楚”,营养充裕的特殊高等囚徒。伦理道德瞬间逆转,博格之前那些被囚徒们厌恶的,会陷其与死地的“革命“行为瞬间获得意义,并成为高等囚徒们反抗暴政的证据……如果没有这些,这些人会不会被当做纳粹帮凶,而被绞死在同胞们们欢庆胜利之时呢?
   电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根据回忆录改编,作者就是当年那位革命博格。这个故事和当下中国似乎没太多关系,但是人性相同,而且关涉我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让人们做出合乎人之良心的行为,而又是什么让人们自动屏蔽掉自己的良心?
   是预期。判断道德良知的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源于人的判断。人不行善,也来自自我的判断,而决定判断的,与常人而言,则是预期。而决定预期的,则是“希望”,当国家被裹挟作恶,让人们看不到希望,善和恶在那一瞬间,或者那一段时间必然是混淆的,而且那一段时间,有可能是很长很长。如果时间足够长,窒息住了人们追求正义的本能性希望,获得的,将只能是非正义的动物性选择。康德曾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实际上,博格那般由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能做的,只能是屏蔽自己的良心,小心翼翼隐藏着自己的正义感是非感荣辱感,坐看自己的社会沦为索多玛之域。
   所以,那个开始探险的大学生,看到的是那些未尝泯灭的、其实常人皆有之善,而终于阻止他旅程的父母,则重复今天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判断,正是这样的判断在制约着我们的行为。所以,为什么中国道德滑坡,底线被突破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为什么在今天,人们似乎难以看到善的希望?正义公平的希望?价值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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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1日, 11:31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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