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4日 12:28:09

  
   在“中国改革:现状与未来/建设性路径探讨会”上的发言
 
   我今天打算讲的内容是,从所谓“广东模式”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但几分钟没法展开,我说几句基本判断。
   总的来说,所谓“广东模式”只是“中国模式”一个分支,与外地的区别只在于允许改革特别是对外开放的步伐的先后,再加一点沿海特别是靠近港澳的地域特点和华侨较多、与海外联系较多的乡情。
   相对于长三角来说,招商引资较早,搞“三来一补”加工,厂房出租,官员群体先富起来,而长三角由乡镇企业到民营私有企业,富裕的人群较多,相对均富。广东珠三角较富,粤三角(粤北、粤西、粤东)却很穷,甚至比我老家湖北一些地方还要穷。
 
   而允许先试的、税收优惠的特区政策,优势不再,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浦东、滨海、两江……大家都要、都有特殊政策,广东还有什么优势……
   交通建设网发达了,重庆也可直接出口产品到欧亚大陆,梯度发展的态势形成全国竞争,广东压力增大,产业转型怎么转,是争大项目,还是发展民企?
   所以,我对广东模式评价不高,中国的通病在广东一样不少:
   政府主导,权力自肥,出口导向,官肥民瘦,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贫富悬殊,官民矛盾。广东打工者多,突出的是本地人与外来务工者的矛盾。
   广东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问题先暴露,可为全国之鉴,这就是它最大的贡献。
 
   下面我想针对前面发言同志的意见讲几点看法。
   一是,我不喜欢甲方乙方的自我定位,说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要考虑掌权者的心理和接受程度。你可以这么想,这么做,我不反对,但我本人自我定位是公民表达。领导有秘书,按他的想法和思路拟方案;有研究室,有社科院做智囊班子,他们与掌权者是甲方乙方的关系吧,古人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样的人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策士派,苏秦张仪之流,没有定见,政治投机,只想分享权力;另一种人直士诤臣,犯言直谏,不迎合领导,不顾个人得失。
 
   我们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有公民表达的心态,只说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以怎么做,不管领导高兴不高兴接纳不接纳。我是平视掌权者的,我的话语权也是权力,是基于知识与智慧的权力,也有代民众立言表达的权力。一,掌权者需要了解真实的民意,民间怎么在想,知识分子在怎么想,明智的领导者并不想被蒙蔽;二,不是上折子的话,我们对领导讲话,同时也是对民众讲话,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对掌权者构成一种政治压力,而明智的民主的领导者,就是要感知、体察和把握民意的。
 
   第二点,我们的主题是探讨改革的建设性的路径,这里要注意怎么看待理性。计划经济似乎是最重视理性的,却没有不失败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我们过去批的“自发势力”,相信普通人是“理性的经济人”,社会会自发地追求供需平衡。就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我们谈这么多路径,这么多设计,不要高估了我们的所谓“理性”与“建设性”。还是一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只能尽力按我们自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我们有路径设计,有应变“预案”,但是,须知,历史证明,社会大变革的时机不是谁可以预测的,十月革命、辛亥革命、苏联解体、今年的阿拉伯之春,都是出乎大多数掌权者和革命者预料的。这不是说要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社会发展有规律,人心向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些老生常谈,不管掌权者信不信,我信。
 
   顺便说到,我们学者自以为是有理性的,讲的是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受过很严格的教育。但是,我想,用“跳桥秀”或堵路方式讨薪的农民工,那些用自焚对抗强拆的人,乃至闯到上海闸北公安局袭警的杨佳,江西抚州炸检察院的那个人,他们也是有理性的,尝试了各种途径讨公道,旷日持久,经过了多少利害盘算!千古艰难唯一死,他们拼死一博,绝望中选择同归于尽,岂能说没有理性?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理性和建设性,不要以为只有知识分力和精英才有理性。
 
   说到未来,即如何完成社会的转型。我们能做的就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我认为最理想的,我最期待的是:上下同心,官民良性互动,和平转型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
    
   一是民间和社会要有强大的改革压力。首先要寄希望于民间、社会各界,包括我们在座的各种不同身分的人。当年搞改革开放,就是出于民间的社会的压力。
 
   搞人民公社,大家没有生产积极性,挨饿;搞计划经济,什么都要票证;搞政治运动,人人自危,国家主席、副统帅也死于非命,人心思变,党心思变。对于广东来说,因为那么多人冒死逃港,所以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很得人心。这个时期民间压力来自人们求生的本能。
 
   现在不同了,温饱问题解决了,权钱勾结,特权横行,贪腐猖狂,贫富悬殊,仇官仇富。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多种,其中一条就是随着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普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赵时代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更厉害。这种要求民主宪政法治的压力,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更高层次的,是正当的有益的。
 
   前面同志讲了那么多,流民也好,农民工子弟回不了乡,人口红利日渐减少等社会弊病,乃至我上面提到的自焚、同归于尽的拼命,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各种各样的都是民间的压力。强力维稳只能苟延残喘,必有强烈反弹,这些压力其实都是改革的动力。
 
   所以我期待,政治精英特别是上层,能体察这种社会态势,像当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一样,顺天应人,不要倒行逆施,自取灭亡。
    
   我觉得未来的改革路径,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民间的压力,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来去施加压力,这个施加压力有的是有意的,有的不是有意的,这种压力是综合各方面的压力。官员应对有两种,一个我们寄希望于上层,能够顺应民意更开明,就像邓小平、胡耀邦和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任仲夷和吴南生等人当年一样。再就是各行各业,各界的精英要允许竞争,这个竞争在现在有一点点,但是很少,不能保守,要鼓励各界精英来竞争,政治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党内有竞争才有民主。
 
   我感觉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是相背的。与邓小平关于1980年讲的,要消除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性弊病做法相反,不断加强“一人化领导”。所以出了那么多土皇帝,买官卖官的丑事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大贪官前仆后继,才有无法无天的强拆和截访“”!以我们新闻业来说,2003年明文禁止“地方媒体”搞异地舆论监督,报社也是这几年才有什么党委,以前最高权力组织一直是编委会或社委会。政府部门、大学也是党组或党委为大,法治完全被破坏,公检法成了政法委的办事机构,成了书记大人的工具,才有那么多无法无天的事发生。有必要这么做吗?为了谁,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吗?搞假选举人人尽知,不仅浪费财力,也败坏人心:谈什么诚信?一个基层的人大代表,都害怕出现竞选,这是什么道理?
 
   一句话,不必讲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现有制度框架内其实也可做许多事,改革的空间很大!欠债太多,说一套做一套太多。上层首先应该循名责实,把许诺给人民的兑现。这没有意识形态障碍,只有利益盘算与阻碍。
 
   上层的开明与开放,现在不可能寄希望于强人,应该寄希望于政治精英首先是党内精英的竞争。日本自民党内有那么派系竞争,也没有妨碍它执政那么多年.
 
   要允许各路诸侯搞政改试验,鼓励他们“敢闯敢冒”。事实上,李源潮主政江苏时,汪洋在广东、薄熙来在重庆,张春贤在湖南时,都有自己的提法和做法。
   现在的问题是政改的天花板太低,他们不可能做多少实质性的改革尝试。四川一个县委书记与学者于建嵘等人合作,拿一个乡镇的一个人大代表搞专职化试点,居然也被叫停,太过分了!
 
   没有党内的公平竞争,没有政治精英的公开竞争,党员与官员也不服。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多公务员,没有公开公正的规则竞争,能不腐败,能不失去人心党心民心吗?
   2011/12/03  于北京   (据发言大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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