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 | 重读哈耶克之十一

哈耶克与米塞斯:社会主义大论战

——重读哈耶克之十一

【内容提要】20世纪初,米塞斯唤醒了沉迷在社会主义幻梦中的哈耶克。哈耶克最终意识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所需要的价格信息只有通过市场才可以获得,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曾深刻地指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玩味。

20世纪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这句话。在20世纪20年代,由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刚刚成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信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会必然取代市场经济,当时是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也构成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这其中包括像罗素、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巨擘。在20世纪初各国的经济学界,更不乏对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赞美和同情者,包括像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这样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熊彼特。

然而,就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第3年,米塞斯于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commonwealth)的经济计算》的短文,从根本上怀疑乃至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直指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从而引发20世纪20~30年代在世界范围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米塞斯的这篇石破天惊之作,曾惊醒了年轻的哈耶克,使他从早期费边社会主义的迷梦中醒悟过来。在晚年,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就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78年,哈耶克在为米塞斯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也曾写道:“《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和战友哈耶克对这本书有极高的评价,就连作为他的论敌和对手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也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核算和可行性问题的功劳,应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兰格甚至主张,米塞斯教授的肖像应当风光地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大厅的一个显要位置上”。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因而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联合共同体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进行消费品的交换,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米塞斯还指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所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合理性计算的抛弃。针对一些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其后的《人类行动》一书中,米塞斯又进一步指出:“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观念,如同一个有‘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一样是自相矛盾的”。

米塞斯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这篇论文和专著一发表,立即遭到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和商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正是为回应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质疑,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文,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兰格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更多,因而中央计划局可采用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使供求得到平衡,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和不能解决合理经济计算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难题。

针对兰格对米塞斯和商榷和所提出的“兰格模式”(中央计划者可以运用价格来模拟市场以达致资源的合理配置),哈耶克在30~40年代进一步提出了三点意见,与兰格等人商榷:第一,中央计划经济秉有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者的指导要替代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主动决策和作用,只有将经济体系的一切知识都应用于中央计划者的计算之中才可以做出恰当的决策,但这一数据信息收集的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即使搜集到了数据,还需做出具体的决策。每一个决策都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中央计划者终身都完成不了的。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又对自己管辖的生产资料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其责并做出合理的决策。第三,兰格等人的方案对于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根本不理解千变万化的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

1945年9月,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在社会中运用”这一导致他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名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他在社会主义大论战中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系统的阐述。哈耶克指出,如果要理解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由于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这就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来看的非可行性。由此哈耶克论证了自由市场中价格机制和分散决策远比中央计划能更好地利用价格信息。哈耶克的结论是: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市场经济远优于中央计划经济。

哈耶克对于兰格模式的分析和批评,比米塞斯的文章和著作的论述显然更深了一层,且鞭辟入内,深中肯綮,乃至可以认为是发现了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这里要指出的是,世人乃至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家所不知晓的一个史实是,在1980年代曾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兰格曾表明他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来定价,从而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哈耶克表明他在这场论战中在理论上服输了。兰格说:“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我还要补充的是,正如在我小册子的最后部分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这场有关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的回顾,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正是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可行性的质疑,唤醒了早期沉迷在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幻梦中的哈耶克,并从而了构成哈耶克从《通向奴役之路》到《致命的自负》这数十年经济社会思想著述的一个主旋律。由此可以认为,没有米塞斯的理论发现,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博大的经济社会思想。就此而论,尽管米塞斯为人和思想被一般认为执着乃至偏激,但其经济社会思想的深刻洞识却与其尖锐性一起,载入了20世纪的人类的思想史。

米塞斯的思想,已载入了历史,但却并没变成为有关历史的思想。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后的当今世界,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的以下一段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择”。如果米塞斯的这一论辩逻辑成立,那么,在我们面前,立即就会出现两个大问号:有没有第三条道路?什么是中国模式?

在1973年,当米塞斯92岁高龄米塞斯去世时,哈耶克为米塞斯所写的讣告中曾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2000年6月25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保罗(Ron Paul)在美国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在追问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时对后者说:“……其实我到希望听你说别去在意哪些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因为你越是在意,他们过去的预言越是应验,我们对未来就越发提心吊胆”。现在的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21世纪中国的未来,是否会再次验证米塞斯的断言?

2011/11/25谨识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本文于2011年11月14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笔者

“经济学如诗”专栏,见:http://cn.wsj.com/gb/20111129/WES080026.asp?source=Up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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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8日, 12: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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