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全面检讨“黑车”管制制度

 

顾则徐

 

 

汪师傅想赚点油钱,顺便在华阴捎了3位“乘客”到西安,结果被查,罚款1万元,汪师傅要撞墙而死,西安的稽查队便免去了他的罚款。汪师傅送了面锦旗给西安市火车站管委会出租车管理办公室,并送感恩诗:“法外开恩让我重获新生,法理情理伦理理理进脑,大恩大德不知何以为报,姓张名新科张副队长,铭记其名供奉世代传承。”(《三秦都市报》12月1日报道)

 

事后,稽查队称自己人性化执法,但以我看,不罚款不过是被汪师傅要撞墙自杀吓得不敢罚而已。罚款1万元本就是非人性的,在非人性的大前提下,所谓人性化执法不过是虚伪的高调。汪师傅“铭记其名供奉世代传承”的诗,也不过是唱高调,是以自贱的方式与稽查队配合一个表扬。这是由悲剧而滑稽戏。

 

无论是悲剧还是滑稽戏,本都不应该发生的。发生的背景,乃是“黑车”管制制度。虽然管制所谓的“黑车”有种种的理由,但根本上不过就是保护封闭化的出租车行业既得利益。出租车是个正当的行业,是现代社会所必要的交通组成部分,但这个行业在刚起步发展时候就采取了封闭方式,进行封闭的手段则是管制,通过管制保证政府的牌照垄断收益,维持企业的无风险赢利。政府的这种收益和企业的赢利必须建立起同盟,限制行业进入门槛可以保证审批牌照的高价收益,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人员也可以保证自己的灰色收入,但这样就也必须要保证被批准进入行业企业的赢利趋向无风险,不然,上缴各种高额费用的企业不干了,也没有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牌照就失去价值。“黑车”管制制度是进行这种保证的重要配套措施。

 

在目前封闭化的出租车行业背景下,所有为“黑车”管制制度进行辩护的理由都是伪善的。因为,辩护者无法解答这样一个困境:出租车行业的发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决公共交通,满足相应的公共交通市场需求,但现有的封闭化出租车行业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从而导致“黑车”来满足。这个困境可以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黑车”,大陆的公共交通水平将是提高还是后退?我的答案是:如果没有“黑车”,公共交通将一夜之内倒退30年。

 

农村是“黑车”最兴旺的地方。黑车的最早兴起,正是最需要解决出行难的农村地区。早在30多年前,农村就出现了大量“黑车”。那时候的“黑车”叫“二等(蹬)车”,也就是用自行车载客,“一等(蹬)车”是当时还很希见的三轮车。在农村,如果没有“黑车”,人们将难以出行,而由于现在绝大部分农村人也已经不擅于长途行走,没有了“黑车”的农村旷野上的行人们,将一个个成为痛苦的悲剧中人物,其景况对于很多人来说将倒退300年,连满清时候都不如。

 

如果没有“黑车”,在大量村镇地区,公共交通就等于基本瘫痪。在大量中小城市,如果没有“黑车”,白天的公共交通将会非常不顺畅,而一当到了夜里,公共交通差不多等于瘫痪。在大城市,假设中心城区毫无问题,但到了城乡结合部,或者再到了郊区,如果没有“黑车”,即使象上海、广州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至少一当到了夜里,公共交通也将差不多瘫痪。广州禁摩,但夜里到了花都、番禺、佛山这样地方,如果没有“黑摩”,公共交通的水平跟30年前有什么两样?如果真的彻底禁摩了,人口无法正常流动,广州村、镇经济将会马上雪崩式垮台,从而导致整个广州的经济崩溃。

 

“黑车”管制制度另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乃是对社会互助道德的深刻打击。由于要查验黑车,并在实行过程中必然扩大化和粗暴化,因而,有车族出于恐惧和避免麻烦,只能杜绝自己捎带路人的互助之心。拥有交通工具的人顺便捎带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中外,都是古老的行路道德。过去在北方,没有交通工具的人可以招呼牛车、马车甚至手推独轮车捎带自己,在南方则常见招呼河道中的大小船只捎带。30年前在郊野公路上,询问过路卡车捎带自己,是出远门的基本办法。这一古老的公共道德今天已经被彻底冲击,构成了整个社会道德衰败的征象之一。

 

 

 

2011-12-1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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