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翻到1970年,这一次,编撰字典的人们猛然发觉:自己或许还有那一份自觉的“热情”,但心中更多的,则是散发着大字报与牛棚味道的恐惧。恐惧源于当时“浓烈的政治氛围”,却更多源于杯弓蛇影般的谨慎。恐惧最终凸显在纸墨上,让每一个铅字都瑟瑟发抖。
 

 

 被驯化的字典

 

   文/范承刚 (暨南大学)

 

 

写在前面的:

 

齐泽克一直很不满《一九八四》。他认为奥威尔对集权社会的分析很不得要领,天真地认为苏联真有那么严密的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也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毫无反抗的统治”。

就像俺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很多时候,体制对人最大的伤害,不是敲打,而是恐吓;不是毁灭,而是赎买;不是被黑暗吞噬,而是与魔鬼共舞。“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恐惧源于体制,但懦弱发自内心。囚笼的缝隙,正是被我们的懦弱所填满的。

就像杨武听闻妻子被强奸时、萧瑟发抖立于其中的那个“隔壁房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庞大许多。这间黑屋子,是我们常主动走入并甘于藏身其中的。平凡人之怯、之昧、之恶,不该被谴责、嘲笑,但理应得到自视、自惭、自伐。
 

 

 

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这年4月,中国首枚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伴随着卫星所发出的激昂旋律,大地上的人们涌上街头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然而,在这年9月,同样曾以《东方红》为题写作小说的作家赵树理,则作为“黑标兵”被批斗致死。人们陷入“宇宙高歌东方红”的狂热中,甚至不会发觉:卫星放出去,中国的形象却未因此“亮堂”起来。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

安平秋的同事、北大教师曹先擢曾经“傻乎乎”地问总领导:新华字典的编撰一直是社科院语言所的事,这次怎么落到了北大的头上?

对方回答:语言所都烂掉了,他们全都是封资修,被分配到了五七干校。

避免了被划为“烂掉了”的那一撮,重获了任务与位置,这群“臭老九”们感到“心酸的幸运”。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1948年,解放军接连攻克长春、沈阳、徐州,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只是那时的他们未曾想到:这群“谈论着中国前途”、“在炮声中信心增长”的知识分子,在完成字典编撰后,便成了“新中国”最不欢迎的一类人。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在一次学习会上,魏建功甚至特别发言感谢工、军宣传队的领导,因为他“又能为人民工作了”。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巨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曹先擢这样形容当时的忐忑:“这个编撰工作,和业务无关,就是一场政治仗。”

 

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在他们看来,字典就是战场,每一个字词都是区分敌我、新旧、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楚河汉界。

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连带着它们所指示的人与物,从此消失于中国。

70年代之前,《新华字典》共有7个版本。人们曾认为,这7本字典如此的修订,源于强硬的国家意志,但曹先擢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这并非来自高层授意或干预,而是新中国刚成立后“知识分子自觉的政治热情”。

换一种说法,那是知识分子们主动的“思想洗澡”。

而当历史翻到1970年,这一次,编撰字典的人们猛然发觉:自己或许还有那一份自觉的“热情”,但心中更多的,则是散发着大字报与牛棚味道的恐惧。恐惧源于当时“浓烈的政治氛围”,却更多源于杯弓蛇影般的谨慎。恐惧最终凸显在纸墨上,让每一个铅字都瑟瑟发抖。

 

字典修订初期,曹先擢和同事们都是“待罪之身”,他们所怀揣着的心态,是“自我保护都恐之不及”、“我们就是来打工的”。当时曹先擢的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扫厕所的,需要被工农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达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

但工作伊始,他们很快惊奇地发现:工、军宣队的领导,对他们居然都“很客气很尊敬”,没有“我认为应该怎么样”的指使;周总理仅提出了“小改应急需”的意见,科教委也没有“明确的修订标准和规范”。

曹先擢回忆,短暂的无所适从之后,修订组却陷入了一种更加“混乱”的状态。因为没有标准和规范,于是“拼命往左靠”成为唯一安全的堡垒,“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上”的原则,也迅速被每个组员所遵循并恪守。

那时,修订组每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将1965年版新华字典一页页剪开,贴在中文系教研室的墙上。面对着满墙字词,大家开始逐个找“封资修”,并“事无巨细地作政治检查并加上政治套语”。

一切以“去封资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准绳:“清官”不许要,要改成“清廉”,因为“清官”是吴晗提出的;例句里提到的“外号称‘二诸葛’”也要删掉,这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换成毛主席语录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然也有“难办”的时候:在修订《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有两种元素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另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美国历来反动,老大哥也不那么亲了,怎么办?辗转反复,修订组最终采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两全办法”。

修订组也想请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科技、经济界的学者参与,但“不讲专业性、只讲政治性”的门槛还是将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关于“业务”的修改,仅有两处:一个是改了一个生僻字“炁”,另一个则是请人重画了“头”的示意图,好使其“眼睛更坚毅,眉毛更浓密”,这样更符合当时“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模样”。

字典的初稿,最终修订了“接近一两千处”。但当70年11月修订组将初稿递交中央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周总理看到字典,有些气恼,要求的是“小改应急需”,怎么成了这番模样?

前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回忆,有一次总理问他:“为什么‘背着太阳’删了,改成了‘向着太阳’?”迟群回答:“编辑们觉得这有影射之嫌。”总理怒了:“神经过敏!”

而当看到“殿下”一词作为封资修被删掉,周恩来有些无奈:“西哈努克(柬埔寨国王)还要来,我们还要称他为亲王殿下……后代要查什么是‘殿下’,字典都没有,我们怎么交代?”

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象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及未知恐惧,许多修订者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与挑战底线的勇气,将锁链看为花环,自觉走进了笼子并将其视作忠诚。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安平秋总会搬出“总理的要求”来解释。有一次,一个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总理还是李总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删!”

而最让安平秋唏嘘的,来自于被囚禁的一群人。当时他拿着修订好的字典,来到一所五七干校,请那里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提提意见。一个在新闻出版系统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的干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词,拍着桌子,怒吼道:“怎么能把屈原放进字典里!屈原哪里是好人了?”

安平秋很委屈:“这只是一本字典,不是批斗场……”

 

多番争论,修订组确立了折中的规则:“尽量做减法,减去封资修,尽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当时很红的词条,如大跃进、大字报、三面红旗等词条,都未收录。曹先擢说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谁敢给这些字词下定义呢?这是要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最终,1971年版《新华字典》得以出版。安平秋至今心有余悸:“要经过多少次的搏斗,才编成这样一本字典?”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字典仍会发觉,政治话语犹如生长在每一页纸的癣症,依附在每一个字词上并角化结疤。修订者刘庆隆说,这版《新华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这本字典的影响有多大?

曹先擢回忆,1970年,大学停课,中小学还在勉力维持,但当时社会上已几乎没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计划出版一本“农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后不久被彻底销毁。

他一直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农村小学教师,因为手头没有字典,遇到学生不懂、自己也不懂的字,就坐在村头,一个个问过往的路人,直到遇到认识这个字的人。

于是当1971年《新华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广,发行以千万计,成了整个文革年间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许是十余个版本里最为“左倾”的。于是,这本字典所构建的话语系统,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类的头脑中。

无数的人们,从这本字典获得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比如,人们懂得了使用“阶级”划分敌我,学会了规范严肃的腔调去交谈,并用小心谨慎且四平八稳的语言去评论世界。“群众”或“党员”成为人最基本且选择不多的身份,“社会主义”也被所有褒义词竞相环绕。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订才尝试着重返常识,但人们发觉,这一套话语体系,已如魂灵般在中国挥之不去,你轻易地就能在报纸、电视、广播中发觉它的存在。

在奥威尔那本著名的《一九八四》中,同样存在着一个“新话系统”。它的创造者如此解释它的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意都被消除忘掉。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

奥威尔所没有意识到的是:他所描述的语言的消亡,往往并非是由统治者,而是由人民自己所完成的。

只是很遗憾,在1970年,又或者以往或未来的任何一个年代,人们总是轻易地将罪责归结于体制。就像那一年字典的修订者陈原所说的:“千万不要责备参加这次修订的人们,谁都只能依样画葫芦,那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年代。”

 

 

                                   (采编:徐海星 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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