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飚 | 圣诞节，杜安翔在哪里？

圣诞节前，在伦敦与朋友有个饭局。席间谈起另外一位朋友的逸闻。这位仁兄在2011年春夏之际受到很多困扰，出门走几步，常常遭到行人举报；好几次，警察尾随其到家，敲门盘问。据说警察都有点腼腆，常常头三句话，不直奔主题，倒是我的朋友比较大方，开口就说，你们是不是找杜安翔？我不是。
 
 杜安翔是谁
 
 还记得杜安翔吗？一位在英国的中医，一个有家有孩子的中年男人，一个杀死了一对中国夫妇和他们十几岁女儿的嫌疑人。他在今年夏天消失了，在英国遍布的摄像头中消失，从英国警方的视野中消失。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我的朋友，是一个媒体中人，对学术和八卦充满了布道者一样的热情，目前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岛屿上教书育人，他和杜安翔长得很像。将来此案侦破，BBC或者Channel 4要做纪录片，他应为男主角的第一人选。
 
 假如这个纪录片真的可以做，期望能够讲一些更深入的英国华社，这过去近二十年的沉积历史，而不是老拿唐人街的餐馆卫生和签证说事，最好，顺便也说说英国警方是如何办事的。
 
 灭门血案，发生在5月，一家四口，包括两位十几岁的女儿，全部被杀身亡。至今已经过去了七个月。相比2007年，玛德琳女孩失踪案（MadeleineMaCann），至今受到媒体高度关注；2010年圣诞节期间，叶慈女士谋杀案，今年10月已经完成了审判。
 
 同为英国公民的案件，灭门血案像是一部在英国荧幕上播出的中国电影，上片下片很快。至今，英国警方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这是一件令人感到不解的事情。也许是8月份的伦敦暴乱严重的延滞了该案进展，紧接着就是11月份的大罢工。
 
 12月1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我读到了《每日电讯报》“讣告”（Obituary）。在英文媒体中，obituary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介于中文的讣告和传记之间，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我很喜欢读“讣告”。对照讣告和生前报道，即使是暴君恶魔，也会被冷静平稳的叙述，安稳平缓地放入隆重的文字之棺中。同样，即使是圣人楷模，也会被中性话语，像熨斗一样，抚平他或者她，一生波澜起伏，或者内心纠结挣扎，回归到常人的样子。
 
 所有的obituaries都在提醒人，在文字之后，有一个上帝，看着芸芸众生。他要我们不要裁判自己的同类，却允许我们能够以悲悯之心，在自己同类生命最后时刻，给与一个冷静的道别。
 
 所以，不说死人的坏话，这是我在英国悟出的一个人情世故。我不喜欢说人坏话，但是却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不说死人坏话，居然可以变成一个社会的潜规则。这算是一种英国特色吗？
 
 杜安翔的质疑
 
 我尊重这条潜规则。这份尊重启发了我对海外三代人的话语比较。作家刘宾雁是一代，八十年代出国是一代，我算是一代。刘宾雁先生成名于80年代大陆的报告文学热潮，读过他的作品，比如《人妖之间》，他对善恶的判别，在文字之间跃然纸上，在字里行间上就直截了当地宣判了别人的死亡。
 
 八十年代出国人，在海外各国已经稳居社会的中坚，他们与我们在语言上有一个断层。最大的区别是他们还没有经过王朔语言的洗礼，他们正直，坚定，但是依然习惯了使用革命话语；我们这一代，要么抛弃了革命话语，要么调侃革命话语，还有就是拿革命话语当做新的时髦。
 
 在杜安翔事件之后，我在海外网站文学城上看到一些评论。让我最感兴趣，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们使用的语言。我感觉他们应该很多是80年代出国的一代人居多。
 
 今年圣诞节，英国国教大主教批评英国社会纽带被打碎，信任，要么被滥用，有么丧失掉了。我觉得，杜安翔的存在是对信仰上帝的又一个提问。
 
 假如杜先生自首归案，他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信仰上帝的人们，可否给他真实的讲述自己内心故事的机会；如果他拒绝出现，信仰上帝的人，是否还相信上帝的存在，那四位逝者的正义在哪里可以得到申明？为了维护上帝的荣耀，英国警方还需要提高效率。
 
 2010年，布里斯托的叶慈女士谋杀案，让我一直关注。后来的庭审报告，披露谋杀的起因，就是谋杀者因为死者一句话，采取了鲁莽行动，进而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杀害了她。也许，在那一刻，他能够舍下自己的尴尬，即使会遭到世人一时嘲笑和鄙视，可以避免一条无辜生命的丧失。杜安翔与死者之间，也应该有更多的细节需要披露。
 
 作为个人，我祝福杜安翔先生有一个安静的平安夜，在一个人内心安宁的时刻，思考一下自己的眼前的路该如何走下去，或许与那四位逝者，在灵魂上有一场平静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