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再动辄追究律师“伪证罪”就没那么想当然了，昨天，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草案二次审议，明确了侦办律师“伪证罪”的两条底线。
第一条底线：侦办律师伪证罪要异地管辖
辩护人认真履职，极易与侦办该案的当地职权机关发生对抗，侦办机关为了自证清白，为了自己的工作业绩不受质疑，他：“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无罪也罪”，否则，岂不是自己有罪。试问，哪一个辩护人能逃出这样的魔爪呢！
李庄案庭审时，我曾用异地管辖的理念，申请由重庆之外的法院审理，以彰显公正、增加公信力。遭拒后，我又逐个申请三个公诉人、三个审判人员回避（六次），仍被无端驳回。事后，被某些媒体歪曲报道“李庄无理提出法院集体回避遭驳回”。其实，当时的逐个申请回避，也是在倡导一种公信理念。
早在18年前，本人就曾提出过刑事诉讼中异地管辖的说法。
1993年7月10日凌晨，京广线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震惊中外的“7.10”旅客列车追尾事故，死伤200余，北京铁路局与郑州铁路局在事故责任划分上各执一词。9月底，我代表北京局，在郑州铁路中院开庭，为北京局火车司机进行辩护，当时，我曾提出“异地审理”的申请。因，铁路法院的一切由铁路局决定，甚至，包括检法两长的任免。为此，写过一篇《论法院的集体回避》的论文。
多年后，在一次民诉法专业委员会关于民诉法修正案研讨会上，针对属地管辖内的利害关系，我也再次提出过跨地域管辖的观点。
再结合龚刚模案，我向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向媒体，举报龚案中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引来侦办龚案的警察来京秘密抓捕本人，之后押往重庆，也就是这个龚刚模专案组，后来摇身一变，成了“李庄伪证罪”专案组。这样针对性非常明显的侦办模式，何谈公正，何谈公信。
今天，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彻底否定了侦查机关“自证其清”的职业手段，应当是全国律师的一件幸事，也应当是包括公检法人员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一件幸事，因为，今日的执法者，明天都可能是潜在的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此底线的确立，是为了维护的每一个公民个体的公正诉权。
当然，希望最终的通过案，管辖能够跨省，如仅仅是跨县区，则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第二条底线：追究律师伪证罪的前提，是承办案件的被告人终审定罪
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定罪，这是常识。然而，有的侦办机关，只要发现律师提出的证据对控方指控有颠覆性危险，即在承办案件尚未宣判，甚至尚未庭审之前，将律师抓捕，定其“伪证”，为自己披上“清白”的外衣。这样野蛮的诉讼逻辑倒置，竟然在司法实践中被某些弄法儿屡试不爽。
本来，律师有无伪证，应以原案审结为基础，因原案有可能无罪释放、退侦、免于刑事处罚、非法证据排除……。如果先入为主的将律师定以“伪证”。即可得出指控完全成立的“未卜先知”。
龚刚模案，衍生出“李庄案”，在龚案尚未进入审判，尚未得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之时，先判定“李庄伪证”，进而得出“龚案的指控正确，没有刑讯逼供”的结论，岂不荒唐。（事实上，龚案庭审时多人翻供，均称遭刑讯逼供）
此次刑诉法第二次审议，明确了“本案”与“衍生案”的先后顺序，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侦办机关在滥造“伪证罪”上的本末倒置。
两条底线出台，应当感谢广大法律人的努力，感谢立法委员们的坚守，感谢迟到的正义，让我们一起期待法治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