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从南到北，罢工事件层出不穷，涉及的行业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地方当局在“维稳”的要求下，丝毫不敢怠慢。
*各地罢工事件此起彼伏*
十几年来，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一直在工人群体事件中占很大比重。2011年，中国的许多工厂、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私营加工企业俨然陷入了一股罢工潮。
10月，深圳一家外资手表代工厂员工因不满厂方把休息时间从工时中扣除，举行了上千人的罢工。11月，深圳精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千人罢工，抗议加班时间太长、补偿太少。罢工者还试图封堵107国道。目击者说，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力到场维持秩序。同一个月，深圳一家内衣制造厂的一名主管对员工口出恶言，引发该厂400名工人罢工抗议。
另一个在去年引发关注的罢工群体是中国城市里的出租车司机。杭州出租车司机8月1日起开始罢工，抗议运营成本不断攀升，利润降低。10月，厦门出租车驾驶员出于类似原因也举行罢工，一些没有参加罢工的司机还遭到罢工者的报复，发生砸车事件。
此外，上海卡车司机在4月聚集抗议，要求调高运费，补贴收入。罢工造成上海集装箱港口货运阻塞。
在这一波罢工潮中，国有企业也没能幸免。今年4月，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员工因不满公司内部改革方案罢工。员工指责公司领导暗箱操作，压缩员工工资。
*生计压力导致罢工*
罢工事件的起因，大部分与劳动者收入过低有关。中国通货膨胀严重，生活成本增加，而由于雇主的压榨或者种种制度上的限制，许多人的收入跟不上通涨的脚步。
参与厦门出租车司机罢工的赵师傅对此忿忿不平。他说：“我刚来厦门时的房价两千多一平米，那时起步价是8块钱，现在房子两万多块钱，起步还是8块钱。现在油价、肉价、菜价什么都涨了，我们租的房子，以前租的“城中村”的房子一间150块，现在都涨到5、6百块钱了。我们的生活成本在增加啊，你现在还是8块钱，我们怎么活？我们肯定要罢工，对不对？”。
在私营企业中，雇主往往把员工工资压到最低限度。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组织最近发表中国劳工权益保障研究报告指出，长期以来，政府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成为私营企业雇主调整工资的风向标；如果政府不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雇主就不会提高工人工资。最低工资这一保障标准成为企业主压低工资的指标。
此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回升缓慢以及欧洲债务危机与罢工潮有直接联系。欧美市场今年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订单减少，中国企业的直接反应是削减成本，压低工资，增加工人劳动时间，使得劳资关系雪上加霜。
*面对罢工，当局维稳为先*
当局在罢工面前作出谨慎反应，往往出动大批警力维护秩序。根据2000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罢工、罢市和罢课与集体静坐和上访列入群体性事件的第一层次类别。中国劳动通讯的报告说，“维稳”已经成为当局的一种执政的模式。罢工等工人集体行动一直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被列入维稳的对象。
地方政府在发生罢工时往往会出面在劳资双方之间斡旋。杭州发生出租车司机罢工后，市政府出台临时补助措施，司机每做成一笔生意能获得政府一元钱补贴。深圳手表代工厂罢工事件发生后，政府也出面调解。但是批评者认为，中国缺乏劳工集体谈判制度，在政府介入下，工厂只会看政府的眼色，不会真正顾及员工利益。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制造业11月继续缩减，衡量制造业增长规模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华尔街日报》援引汇丰银行经济研究专家屈宏斌的话说，中国经济仍然面对出口下滑的风险。报道说，香港中小企业国际交流投资协进会会长赵志雄预计，明年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将面临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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