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眼前懵地出现那块翠绿色牌子，上书“风陵渡”几字的时候，我已无法坚持，腿软，心慌。我不能有信心哪怕再蹬出一圈儿，我因此几乎是踉跄着翻下车来，动作已失协调，四肢配合错乱……
早上出发的时候，在百度地图首先测量了距离：100.20公里。又转到谷歌上查看地形，那地形似乎是在黄河一段的山梁梁上，偶有平缓处，也只是短暂的谷底与河道。果然，出河津后立刻开始爬坡，我是以每小时8码的慢速前行，可我的双腿却紧忙倒腾，像两只风火轮，转得呼呼，却无效率。
在马家庄，道路出现分叉，路边晾晒包谷的农民说：该走黄河边儿上。黄河边儿的路叫“沿黄大道”。后来就成了我这一天为之奋斗的百公里征程（据码表实测为97.27公里）。
我跌下车的地方路旁有一棵梧桐树，就是城市行道树的那种，准确讲叫法桐（法国梧桐）。大雪节气刚过，法桐只剩光溜溜的树干，白的皮肤更白，有裂痕的地方则像许多只烂眼圈儿，黑黢黢着，在寒风里大胆地窥视路人。
法桐树下有一家饭铺，是乡下常见的那种：门前垒灶，锅架在当街，一旁有砧板，砧板几乎黑色，却当中一片白得亮眼。忙的时候，就有一只又一只的烧饼在那白色里揉捏，擀圆。橱子又喜欢把面饼在那白色的位置摔得梆梆做响，那饼子就香许多。饭铺门前的牌子上傻愣愣写着：羊汤、羊肉泡馍、羊肉面。
单车走一月，已近秦地。
饭铺老板迎出门来：“想吃啥？”
我迟疑一下，想吃的太多，一是饿了，二是越近秦地，那好吃食就越是目不暇接。说羊汤吧，颜色最鲜亮，有油花儿漂了，汤上有香菜浮游，用勺儿捞一回，筋筋脑脑的，肺、肝、耳、肚儿又很实惠；说烧饼吧，直径是越大了，厚度是越厚了，外高里儿薄，两边儿一捏，爆出娃娃口，有肥瘦适当的蜡汁大肉就斜刺里送入。我不禁当着老板就要说：这才是烧饼！又说起北京的火烧如何刻薄。老板听不明白。我道是“火烧”就是烧饼，北京的烧饼做得像饼干，北京人也学秦人做肉夹馍，我把那夹馍叫了“饼干夹肉”。老板就笑“饼干咋能夹馍哩？！”我也跟了大笑。老板就说“你是陕西人！”原来说话间我话里早已带出秦腔。心想：想啥就来啥，吃啥就说啥，连说话也跟着变了回来。不禁由衷一叹：唉，我真回了陕西！
老板端上的羊肉面果然美煞。又送上一头大蒜。我惊叹“你是我心里的虫子，啥都知晓？”老板说，这里虽还在山西，可离陕西只一河之隔，过了风陵渡不就是了么？我这才听出老板的山西腔里多少有了秦味儿。不由感慨：秦晋之好，原来在此！
老板有俩娃，一男一女，男大女小，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孙子辈儿的，老板年岁也到了五十一二。
下午去韩阳镇北庄，在北庄发现一所被遗弃的小学校。六排校舍，有院墙，有大门，大门上还隐约可见“三新小学”。进校门当头有照碑，土坯砌就，四围青砖做箍。碑面表皮已经脱落，想必上面曾经书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后来是被一条恶犬赶出门的。如今六排校舍成了猪舍。“要犬作甚？”我问饭铺老板。老板说猪也有人偷啊。猪是甚，是钱！
后来老板就不说话了，只是坐我对面不走，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虽是直嚷嚷羊肉好吃，好吃。老板也谦逊一笑“哎呀，你真会说话。”接着又沉默。有一阵风儿吹过，那棵法桐下就有悉悉索索的枯叶儿翻滚，从地面扫过，有几片就直接滚进饭铺。
“这倒有点意思，在乡下见得到洋树种。”我说。
老板似乎刚醒过，回我：“是从西安移栽的……”老板又说：“我原来也是西安人……城西南，麻家十字的，那是我的出生地……”后来老板就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家就遭到冲击，是因为我祖父的成分。祖父是1951年被镇压（枪毙）的，是因为他的地主成分。大跃进那年我出生，刚懂得点儿事，就遇了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我们祖籍实际是在山西，就是电视剧里说的“晋商”。四九年后背着个商人的名分可不是什么好事，行商嘛！反正不是无产阶级。文革开始那会儿，父亲叮嘱我们做事要小心，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绝不可做人前头的任何事情。在我理解那就是叫我们夹着尾巴做人。我那时候不是年轻嘛，还小，还不够气盛，就对父亲的教导唯命是从……那时候西安有了造反派组织，记得一个是“工总司”，一个是“工联”，还有一帮就叫红卫兵，被叫做是“刘澜涛的麻花兵”，说是保皇派。有一次，街道办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在大会上说我们家是“逍遥派”，是要拔着自己的头脱离地球的人。没有派别是比有派别更危险的敌人……我父亲那时候在园林局工作。西郊武斗那年，一帮人半夜闯入我家，把两门小钢炮架在我家的房顶上，说是我们家在街口上，把角，是重要战略要塞。我们家只好连夜逃到城外的绿化林里躲藏。记得那夜下大雨，后来又淅淅沥沥地下了十多天。街道办革委会的老头老太们还打着手电来查我们，三天两头地查，说是对我们这些人随时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那些个晚上，父亲做了重大决定：离开陕西。半更多月后，我们全家离开了陕西。离开那天，我们几乎啥也没带，就从父亲单位的苗圃里撅了个法桐树秧子，这不，门前那棵就是，我父亲说：这是唯一的念想，想西安，想爷爷死在那西安就到法桐下站会儿……走的时候就推了辆自行车，妹妹坐在后座上，我就坐在横梁上，父亲母亲就步行，一走十多天，步行数百里。我们是沿着陇海线走的。渭南、华山，后出潼关，过了黄河风陵渡，就是现在这里，我们定居了。刚来的时候就住在枣林里看林人放弃的窝棚里。每天靠捡拾破烂生活，这里村上人心好，知道我们老家在此。就东一把食，西一把米地帮我们定居下来……后来我父亲在此地看过庙、铁路上扳过道岔。夏收时捡人家地里丢下的麦穗，这里种枣，收枣时节就帮人打枣。我从十岁起就在铁道边儿上捡煤核，送到人家里换得三毛五毛，记得还捋过榆叶、槐叶给养羊人家送去，一筐叶子换二分钱……日子捱到文革结束，父亲回西安办了离职手续，以后就彻底成了山西人……
在老板讲故事的当口，老板的两个孙子为了两只羊拐打起架来，饭铺子里顿时闹喊声一片。老板冲出饭铺子，我只听得外面他的厉声吼叫：“你人死去了，也不看娃！”我猜那是老板对着老伴儿在吼。
被遗弃的小学校舍承包给人养猪了。村里的适龄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到邻村里的一所小学念书。饭铺老板正为此发愁。孙子不过几年也要上学了，每天也得沿着公路和来往的大卡车抢道。老板的儿子儿媳去了内蒙古打工，一年就回来一趟。今年的中秋前后又遇了雨，老板说下了二十多天。树上的枣子全炸开了口子，枣见水，发酸，落在地上，后来就都烂了。这里农民全凭种枣，遇好年景一家收得了一万两万，这么叫雨一折腾，总共就收回一千两千。县上政府说是给农民补助，要现钱的每家八百，要煤泥的可多获，接近价值一千。听起来可以喘口气了，却又传来消息：煤泥价格见长，市场上供不应求。政府改了注意，不再给农民补贴，把煤泥尽数投入市场。原想要现钱的现在也不再给补发……
“政府不该言而无信啊。”老板小声气儿地对我说，“你说我们农民该咋办？”
临出门，老板送我。又说：“四十多年前一场大雨，我跟着父亲解甲归田，四十年后又是一场大雨让我们农民田地绝收。说起雨来我真的都怕。”
晚上，我在风陵渡的一家小旅社里写笔记。忽然想起老板说过：他们住在路边儿，为了道路建设，二十年来他们几次“割地”，现在宽敞的省道愈发逼近那棵法桐。有一次一辆煤车跑偏，就擦着树干开过去，树身上才留下了最深一道疤痕，差点儿没被撞断。
饭铺老板的影子就此在我的一夜里始终出现。而那老板的身影就只在我的眼前是一棵正落叶的法国梧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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