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近段时间以来,欧洲各国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一方面,在撂倒葡萄牙、斯洛伐克、希腊、意大利四国政府领导人后,欧债危机的大火开始向法国蔓延;另一方面,英国伦敦骚乱、法国和雅典罢工潮、巴塞罗那抗议……欧洲各主要城市各种游行示威活动频发,抗议政府以财政紧缩政策应对欧债危机。如此态势,在欧盟历史上颇为罕见,以致德国总理默克尔如是感慨:欧洲正处于二战以来“最艰难时期”。

若要分析欧洲经济大国频遭“沦陷”,得从欧洲的高福利制度说起。二战后,饱经战乱的欧洲各国纷纷开始休养生息,利用高额税收为全民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无论是结婚生子、医疗教育,还是退休养老,都在福利支持与政府补贴的范围内。以法国为例,该国的福利补贴多达400多种,孩子从母亲受孕后的第五个月起,就一直可享受这些福利中的某些项目。

建立全民共享的福利制度,显然有必要,这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但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惯坏”了欧洲人——很多欧洲人不愿储蓄、不爱就业、过度消费,把享乐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以至于诸如休假、不加班、工作间隙的咖啡时间等,都被他们当成不可侵犯的权利。

国民耽于享受高福利生活,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下,一些欧洲国家的财政收入难以支撑起这些优厚福利。口袋里没票子,却又想维系“好日子”,而不愿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只好借债度日,寅吃卯粮。当借贷雪球越滚越大,赤字难堪重负时,债务危机便随之而来。然而,危机之下的改革举步维艰:由于欧洲国家经济已达饱和状态,开源余地小,这就不得不紧缩开支,拿高福利制度开刀。但福利不是政府想撤就能撤的,必然遭致民意强烈反弹,民众的抗议示威也就在所难免。

但如上所述并不意味着,欧债危机全然归咎于高福利制度;或者说,欧洲各国卷起的示威浪潮,并不简单归结于民众懒惰。细加观察,便不难发现,欧债危机和示威浪潮仅仅是高福利制度的浅层次表征,深层次的症结在于高福利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悬殊。

如有学者所言,欧洲高福利政策让人感觉似乎所有人利益均沾,实现均富社会,但实质上是政府“借高福利之名,掏空国家财富,养肥了操控国家机器的利益集团”。事实上,高福利政策的最大获利者,并非普通百姓,而是政府官员、财团和大企业的老板们。比如在希腊,该国公务员的福利令人艳羡:公务员数量庞大,占全国劳动人口比高达10%,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至下午2点,40岁就可退休。其中不可思议的是,公务员除了每个月可获得最高可达1300欧元的额外奖金外,如果会用电脑、会说外语,甚至连准时上班,也还会有额外奖金。这样的高福利制度,显然是不健康的。

从英国伦敦骚乱以及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我们可看到,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底层民众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参政机会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平等。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往往被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竞争和资源分配所裹挟、遮蔽,而成为民主社会中的无权者。本来,垄断财团对资本和市场的控制,就已掠夺了大多数民众的大量财富,再加之政府削减公共开支的做法,更让底层民众雪上加霜。而近年来欧洲经济衰退导致的失业率高企,以及社会不公引发的贫富悬殊,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民众的不满情绪。

从长远来看,高福利制度和鼓励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欧洲民众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但一切改革措施,须立基于促进公平,方能获得民众支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拯救经济和民众福利之间,找到维持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这对于国民福利未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以及存在远比欧洲更为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的中国而言,同样具有警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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