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大约永远不会再有过去三十年的那种高速增长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公开争论、新民主主义论的公开提出等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在这一年,一个对局外人来说不那么显眼、但对中国长期演进颇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趋势更为明晰和强劲,那就是儒家快速进入思想和政治之舞台中心。

儒家之复兴并非新现象。八十年代初,全权体制的控制一放松,传统就在复兴,其中当然包括儒家。放长视野,三十年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从本质上就是传统之复兴过程。

不过,这种复兴多集中于社会礼俗层面。到九十年代中期,蒋庆先生倡“政治儒学”,开思想界回归儒家之风气。所以,我敢大胆断言,蒋庆足以进入现代中国五大思想家行列,他也恐怕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思想家。

由此以来,儒家之复归就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趋势。在2005年召开的第一届儒教会议上,蒋庆等儒者公开提出构建“儒教”之理念,让世人得知中国大陆儒家进入秩序重建过程的强烈愿望。由此,敏锐的大陆儒家学者走上了与港台儒学、海外儒学完全不同的进路,也即进入了政治哲学领域。

儒学圈子之外的思想人物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背景。过去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界隐然有一个“施特劳斯派”,施氏核心教诲是重返古典。很多人因此而跟随施氏亦步亦趋地研读柏拉图,学院中有一群人言必称希腊、罗马,并以掌握了统治的隐秘术而自豪。但实际上,施氏的教诲是超越“历史”,抛弃意识形态,回向“自然”。中国政治秩序之“自然”,不可能在柏拉图那里,而只能在儒家中。

因此,头脑灵活的施派学者走向了儒家。首先是率先引入施特劳斯的甘阳提出“通三统”论,主张在当下语境中,中国的合理秩序应当沟通孔子、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传统。借助毛、邓之政治正当性引入孔子,或者反过来,借孔子论证毛、邓之历史文化正当性。最近,甘阳又撰文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理念。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丁耘为首的一批上海年轻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即“儒家化”的命题。2011年初,这些学者与一批儒家学者、几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共同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召开了“儒家与社会主义”研讨会。会间休息,有游客探头看到横幅“儒学与社会主义”,惊讶地说:“这两个东西也可以弄到一起?”

这个会议结束不久,在广东从化,另外一批学者召开了“儒家与现代社会治理”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所提出的“儒家宪政主义”理念,引起了较大关注以及争论。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思想界开始对儒家进行不同的诠释。援用高超群先生今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中的分析范式,甘阳、丁耘具有比较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这种立场支配着他们对儒家的解释和援用,他们试图在儒家与当下政体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以为现有统治秩序提供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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