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未来几年美国和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由需求不振导致的经济产出不足。任何措施都不能像需求的提振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生活水准、以及对于制度和未来前景的信心的提升那样，提升所有公民的收入——无论是穷人、中产阶级还是富人。

然而，如果认为我们的问题只是周期性的，或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手段解决，那将大错特错。就像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演变会对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样，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演变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无论今后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复苏，“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就出现的种种趋势都将伴随我们很久。

这些趋势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带给少部分人的回报，与大多数人的所得相比，差距有所拉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剔除通胀因素后，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在1979年到2007年间增长了275%。而同期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增长了40%。即使是这个令人沮丧的数字，也对一般美国人的处境有所美化，因为无法找到工作或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数也增加了。1965年，25岁至54岁的男性公民中，只有二十分之一没有工作，而到2020年底，即使周期性经济复苏来临，这个比例也可能会达到六分之一。

一些人对这种趋势不以为意，要么就是支持大幅削减高收入人群税收的政策，他们声称，只要在有生之年和跨代的社会流动仍然存在，这种暂时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可现实是，这两种社会流动都很少见。终身收入的差异仅略低于年收入的差异。而根据现有的最权威信息，以全球标准衡量，美国的代际社会流动现在并不好，很可能是第一次不再呈现改善势头。权且用一项统计数字说明，美国大学里，来自收入最低四分之一家庭的学生所占比例，与上一代人相比已有所下降，而来自最富裕家庭的比例则提高了。

为什么位于社会顶部的1%人口，境况会比其他人好那么多？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为摄影技术带来革命性创新之后，不仅自己扬名立万，还因为他需要大量美国民众帮助他实现设想，而让罗切斯特市的中产阶级延续了两代人的繁荣。相比之下，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为个人电脑带来了革命性的创新，他和苹果公司(Apple)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东们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然而流向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却少很多。一个原因是生产外包，另一个原因是电脑和软件的生产并不需要特别高的劳动密集性。

毫无疑问，比起该如何应对市场体制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对工业国家的政治更加重要——正是市场体制导致回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但到目前为止，公共辩论却令人痛苦地趋于分化。

一方面，讨论一直跳不出零和博弈的圈子，将中产阶级收入缺乏增长这一令人失望的状况，归咎于富人的成功。持这种观点的人应当扪心自问，美国多一些像苹果、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Facebook创始人这样的企业家更好，还是少一些更好？他们每个人都极大地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但值得强调的是，只有一位所有者的公司（如私人股本企业）向成功的CEO支付的报酬要超过上市公司。对于那些通过向广大民众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而赚取大量财富的人，他们不应受到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