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雜評 | 安裕：永遠縈繞人心的時代—

【明報專訊】以急行軍速度讀完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幾乎沒有一刻歇息接著就把山崎豐子的《我的創作，我的大阪》捧上手。那是沉甸甸的體會和感覺。星期一傍晚香港天氣轉涼，我在桌前抬頭看時已是萬家燈火。從家裏望出去，對面大樓每層樓每扇窗戶都亮著燈，我猜，這家人一定有他們的故事，那家亦相信如此；然而他們的故事是扣人心弦抑或平淡如水，只有這戶自己知道。欣慰的是，川本三郎四十年前的自身經歷在他那扇若隱若現的心靈窗戶後終於透出光來。那是大時代裏一個年輕記者的自白，在他眼中的大是大非安保鬥爭和新聞記者的專業操守如何取捨。

這書不是探討新聞專業定義那樣枯燥無味，而是透過一個青澀的年輕記者視角，看到六十年代末的日本社會巨變。今天中國榮膺世界經濟亞軍，全國上下想方設法掙大錢，一九六九年剛過西德頭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卻不是這樣，他們想改變社會改變世界。今天在現實的角度看來也許令人失笑——日本學生何德何能不許美日安保條約續期，何德何能反對越南戰爭，何德何能阻止成田機場興建？但是日本學生就是那樣的義無反顧走上街頭。

好多年沒有讀到像《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樣令人血脈沸騰的自傳，川本三郎在日本經濟超越西德成為世界次強的翌年一九六九年加入《朝日新聞》雜誌部。還未完全算是正式工作人員的時候，隨同前輩記者去東京大學安田講堂採訪，那是大批學生和警方對峙的場面，警察丟進催淚彈，學生還以石塊。川本三郎遠遠看著這一幕，前不久他還是東京大學法學部學生，如今位置調換，他成了置身事外的觀察者。他者的身分令川本三郎很不好受，看了一會就走了。

閱讀《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滿足摻雜著點點私心。說私心，是若干年前在東京丸之內地鐵線的擠擁經歷，更多的是梅韜的《我的天真爛漫》這部自傳的緣故。丸之內線早上擠的多是大學生，這條線上有不少大學，東京大學、明治大學、東京牙醫大學。線上有一個御茶之水站，是大學區的站頭，車站前據說六十年代鋪滿鵝蛋大小石塊，在第二次安保鬥爭，這些石塊被大學生挖出來，成為抗衡警察機動部機催淚彈的武器。梅韜在《我的天真爛漫》說，日本大學和東京大學的學生，在兩次安保鬥爭被警察打得腦震盪的不知凡幾。村上春樹的《1Q84》第一集提到，東京大學文學部學生樺美智子在第一次安保鬥爭被警察打死，我查了史料，第一次安保鬥爭是一九六○年，日本政府要通過安保條約，允許美國軍隊繼續留在日本領土，五百八十萬人上街抗議。那時香港人口約莫四百萬。

如果說，村上春樹把他一九六九年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後親身經歷的第二次安保鬥爭作為《1Q84》的素材的話，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則是毫不猶豫把自己的過去驕傲地亮於人前。川本三郎是東京大學法學部學生，畢業後，同學都在埋頭考律師，他決心要走一條同學們不想也不敢走的路﹕他想當一個新聞記者。第一次應考《朝日新聞》，考不上刷下來。川本三郎什麼都沒想，做了一年浪人，在小酒吧打工維持生計，決心要在第二年考上。第二年，一九六八年，川本三郎再去考，主考官說記得他去年來過，川本三郎說，為了要當記者，漫無目的當了一年浪人。主考官沒有再問，只簡單說了一句，「好吧，一起來做」。

川本三郎這部原著於一九八八年面世，書名是《 My Back Pages某六十年代的故事》。表面上是一部懷舊藍調多於一切的回憶之作，事實上，本書前半部於我而言，完全帶著這種back pages或者good old days的色彩。作者提到Peter,Paul and Mary的《 Puff,the Magic Dragon》，這是他常聽的歌曲，也提到一九六九年大紅大紫的尾崎紀世彥的《直至重逢的一天》。那是日本列島正在燃燒的年代，也是日本從戰後走向經濟動物的時空交叉點。

安保鬥爭最波瀾壯闊社運

安保鬥爭是日本戰後最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我不把它視為政治運動的原因，不在於特意將安保鬥爭歸到非政治類，而是感到，若是把安保鬥爭運動目為政治多於一切，實是無視日本當年政治和經濟遽變下的社會躁動，反抹殺了當年的人文和社會氛圍。唯其如此，個人認為這才可以在一個適切的社會框架凝視當年的日本，從而把視焦拉開到今天的中國大陸及香港。否則的話，就會流於無病呻吟的呼天搶地，又或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刻意弱視。

川本三郎考上《朝日新聞》的一年，日本發生了兩樁大事，一是美國把沖繩交還日本，二是日本經濟總量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從民族自尊來說，在明治維新百周年之際，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當時日本首相是佐藤榮作，比起戰後五十年代的首相吉田茂來說，佐藤榮作是在吉田茂發展出來的經濟實體之上推動政治躍進。本來是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可是佐藤榮作看不到物質豐盛下的巨大激流——日本不可能在經濟飛騰的同時，社會處於幾乎死寂的靜止狀態。

書中這種實體描述多不勝數，川本三郎去的小酒吧是充滿激情之地，大學生討論學運、年輕工薪族在這裏訴說不公；川本三郎看的日活公司電影，是石原裕次郎和渡哲也的類似《古惑仔》系列片種。川本三郎自身看到了安保鬥爭背後的尖銳對立而心感矛盾﹕日本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八的高速增長，飛快走過廢墟重建以及新人類的來臨。前者是指踏入六十年代，首相池田勇人帶領日本主辦一九六四年奧運，再朝著世界第二的目標大步流星走去，日本一億人民成為世界最大的中產階級族群，所謂「一億中流」即由此而來。後者是戰後和平憲法下成長的一代，在六十年代剛踏入大學或大學畢業，他們的世界觀和上一代截然不同。

今天的中國經濟以當年日本的相同步伐甚至更快的速度增長，中國社會開始悸動，然而和一九六八年的日本相比，中國是微不足道。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裏出現的社會運動，除了安保鬥爭，還有三里屯農民反抗收地。三里屯收地是因為東京外圍成田機場的興建，農民和學生還有普通巿民，組成了堅韌不拔的一道防線。我記得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到東京，西北航空公司的七四七珍寶客機掠過千葉縣上空那刻，機上乘客可以看見抗爭者的營寨和旗幟。毋庸諱言，日本社會當年以追求良心作為社會成熟程度指標，過了這些年，有一種非常普遍的解說是，日本受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美國反越戰以及西歐學運影響，從而走上反抗道路。這種說法或許在某部分切中核心，但更大的原因是日本學生的覺悟。

資訊流通社會自我反省結果

戰後日本雖然在美國控制下成長，一九五五年結盟成立的自民黨亦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保守政治勢力，但資訊還是流通無礙的，社會新族群清楚知悉外邊世界的巨變，這與今天中國當局的橫生卡壓完全不同，也和今天香港特區的「國民教育」異象有天淵之別。川本三郎六十年代對外界資訊的掌握，今天讀來不免令人驚訝——他知道美軍在越南美萊村的大屠殺，他了解日本社會對越戰的反感，大學生組織了反越戰社運組織，日本社會的覺醒是在於資訊充分掌握下的自我反省結果。

川本三郎在本書帶出的另一信息是，他如何捲入一宗刺殺自衛隊人員案件。這是一個新聞記者和被訪者之間的關係變化，川本三郎對安保和其他社會運動的熱誠，令他從社運的旁觀者變成為其中一分子。這種在他者和同志之間的區隔，確信在大時代很難完全釐清，東京電視台（TBS）的新聞部採訪車，就曾被發現用來運送受傷的反抗學生而遭質疑，東京電視台的解釋是人道主義的緣故。安保鬥爭年代，日本社會對新聞工作者的誠信高度信任，川本三郎被發現與刺殺自衛隊人員事件中的證據毁滅有關，第二天《朝日新聞》便要他離職，川本三郎事後近四分之一世紀從無怨言，這等於日本社會依然記得東京電視台的採訪車事件，但無損其在報道安保鬥爭新聞的公信力。

讀《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很大程度是歷史浪漫主義的經歷，川本三郎在短短幾年記者生涯認識了在東京大學法學部學不到的人生，從而近距離看到社會真像，連帶與刺殺自衛隊人員兇手交往都是一段段革命色彩濃厚的關係。我們有權對川本三郎的親身經歷評頭品足，更有權以今天的社會尺度和意識形態來說三道四，然而當我接著閱讀日本社會派作家山崎豐子的《我的創作，我的大阪》時，萬想不到從這位寫過《白色巨塔》、《華麗一族》的作家話語裏找到答案﹕她要寫的不是輕薄平凡的小小說，她要寫的是記錄時代的大小說。八十年代，山崎豐子訪問中國，巴金在上海與她會面時，提醒她作家要為讀者服務。旨哉斯言，那是打倒四人幫不到十年的中國，讀者要的是真相真話。於此一層次而言，川本三郎和山崎豐子都是殊途同歸，我手寫我心，勾勒出日本真貌。

必須說一件事﹕安保鬥爭之後，《朝日新聞》沒有因為川本三郎涉及刺殺自衛隊人員事件受打擊，自由派第一大報身分愈加牢固；同樣，東京電視台也以其敢言色彩成為首都第一大台。不過，歷史在今年日本大地震後出現巨大轉折——日本人民對於福島核電站事故的新聞發展，包括泄漏輻射這些關乎生死大事，起初無法從國內傳媒得悉，靠的是西方傳媒報道；幾乎同一時間，日本印刷傳媒銷量在大地震後直線下挫。這說明了什麼，是傳統印刷傳媒不敵電子媒體，抑或是傳媒沒能貫徹根本職能而受唾棄。這不只是一個問號，更是一個大大的感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