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博艾敦说中国对很多非洲人来说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1年国际移徙者日（International Migrants Day）说：“当移徙者被边缘化或遭排斥，他们的权利受侵犯时，就不能在经济或社会方面对他们离开或进入的社会作出贡献…”
这也是移居中国十四年多，娶了中国太太的尼日利亚裔人埃玛·奥朱库（Emma Ojukwu）的感受。他说，到现在仍然感到自己仅是中国的客人。
身为尼日利亚侨领并兼顾协助其他非洲移民的奥朱库感慨地说，非洲人移居到中国有至少几十年历史。对他来说，过去十年非洲移民更加是中国特别是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可是非洲人在中国的一些经历却令他们感到失望。
奥朱库举例中国当局严查非洲人签证、申请家人团聚困难以及非洲裔和中非裔混血儿童上学难的问题。
非裔儿童没户口
从1960年代至今到中国的非洲人在数量、目的和逗留长短这几方面都有很大的转变。
毛泽东时代主要是拿中国助学金的大学生，他们学成后大多返回自己国家。改革开放吸引各式各样的非洲商人到中国找商机，从买卖电子产品、成衣和家具到石油、矿产等天然资源贸易。
这里部分人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回乡，另一些人则选择以中国为家，有人与中国公民结了婚，有人把家人从非洲接到中国。
奥朱库在1997年到中国。他说广州商机满地使他在那里落地生根。可是近几年令他苦恼的是看见很多非洲裔孩子没有上学。
“中国人对中国人身份这个概念很狭窄，他们不能有一个外国名字，至少学校不接受这样的学生。”
“这些孩子不能上学，呆在家里把前途都丢了，实在令我心疼！”
“非裔儿童和中非裔混血儿童有一个非洲名字，即使有中国籍母亲，他们在申请户口方面有很大的困难。”
没有户口则无法申请入学。
奥朱库说，这些孩子进幼儿园一般没有问题，但到了小学却不成。“难道我们要把孩子送到非洲读书？大好家庭因此分散两地？”
香港大学语言学系非洲研究副教授博艾敦（Adams Bodomo）表示，中国官方没有准确的非洲移民数据，因此很难计算有多少这样的儿童。
“我刚写成了一本关于中国非洲移民的书，我采访了八百多名非洲移民，其中10%有中国籍伴侣，他们应该都有孩子，所以我估计仅在广州失学的非裔小孩数以百计。”
“户口是一个关键，就以广州来说，那里的农民工子女上学困难是众所周知的，不难想象中非裔儿童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争取开办学校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萨姆·阿哈杜（Sam Ahadu）与太太在1997年到中国，现居北京。阿哈杜在北京体育俱乐部教青少年足球，太太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他们的两个孩子均在中国出生。
阿哈杜说，孩子都能说流利的普通话，还很中国化，喜欢在北京的生活。对于中非裔儿童上学难他也有所听闻，他说两个孩子都在太太任教的学校念书。
“我们比较幸运，如果不是太太在这家私立学校教书，孩子也可能找不到学校。”
博艾敦认为，除了户口的问题，学校的教师也要起领头作用，接受这些非洲裔儿童。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也要说服香港的学校接纳我的女儿入学。”
“我在中国大陆接触到的一些非裔家庭告诉我，即使他们克服了户口或繁琐手续等难关，孩子在学校很多时候被欺负，最终不愿意上学。中国的小孩子很少接触到非洲人，对非洲裔同学有排斥是可以理解的，教师和学校应该帮助他们融洽相处。”
奥朱库表示，他正与广州市官员讨论在该市开办专为非洲裔儿童而设的学校。
“我们一直在谈，我对他们说给孩子一个将来吧，我也呼吁外国办学者到广州，总而言之让孩子可以上学。”
奥朱库的儿子刚满两岁，他在2003年与中国籍女友结婚，夫妇为确保子女能上学，他的太太申请到香港定居。
“太太拿到香港身份证后我们才要孩子，这样不用担忧念书的问题，他可以到香港读书。”
奥朱库说他和广州市政府定期沟通，市政府曾在其他问题上听取他的意见后改变政策。
“有一段时间警察常在凌晨时到非洲移民聚居的地区挨家挨户检查签证是否到期，那骚扰程度可想而知。不过，现在情况已有改善，起码警察停止了午夜登门。但是延长签证或申请家人到中国居住仍然非常困难。”
奥朱库说，一些非洲商人因为这些问题离开了中国，他认为这是中国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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