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黄耀明 大时代的歌者

作者: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香港

日期:2011-12-09

1988 年的《你还爱我吗?》呼应中英联合声明,1989年的《今天应该很高兴》是他心中1980年代的注脚,反映香港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至于那首著名的《十个 救火的少年》,听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本不该忘记的一夜,2004年的《达明一派为人民服务演唱会20周年庆典》召开日期是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他越了解香港,越爱这里,越担忧这里,就越对此地心生挑剔。

图/本刊记者 大食

 

“黄耀明,名字平凡,却满身异彩,更青春常在。”

11月末,香港演艺文化中心剧院,黄耀明从黑暗中缓缓踱至舞台中央。灯光“啪”地亮起,他孔雀般艳光四射时,让人不自觉想起的,就是林奕华这句话。

他今年49岁,脖颈仍然高扬,着装依旧华丽。那天的演出是进念二十面体制作的《铁路像记忆一样长》,100分钟唱尽辛亥以来的中华民谣。散场后,他坐在空无一人的红色坐席中央给摄影师拍照,脸上未褪的粉底白得发光。

恃靓行侠
“靓”这个字,贯穿黄耀明的人生。小时候扮靓,他是贫寒家中的老幺,性格腼腆,梦想做明星只因为“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些人,罗文、许冠杰、顾嘉辉都穿得珠光宝气。”为此他央求母亲,带他去买当时稀有的流苏牛仔裤,“唱歌跳舞时袖子都要有穗的”,却因家境清苦,始终未能如愿。长大后是真靓,DiorHomme的设计师说,他有全香港最Dior的身材。

1986年,他在报章上看到刘以达登广告,寻觅乐队主唱,毛遂自荐后组成“达明一派”。张叔平为他亲手选定飘逸长发造型,以黑白色调拍摄专辑封面。林奕华说,“那长发俨如一朵玫瑰标记,走到哪里,哪里就沾上艳丽。”20年后,香港词人黄伟文追忆,平生惟一一次偷东西,就是在地铁里偷拿那张专辑的广告牌。

此后,他的头发短了又长,“靓”成了他的标签。在他的歌词里,“美丽”是最常出现的词汇之一。港人喜欢说某人“恃靓行凶”,“靓”也是黄耀明的武器,却是用来行侠的。

少年黄耀明痴迷电影与戏剧,有段时间每周两天去大会堂看法国和德国电影,尤其喜爱法斯宾德和维姆?文德斯。成年后,他考取了专门培养演员的无线艺员训练班,与刘德华、梁家辉同班,原因却是资历不够考取导演班,只能选读演员班再回到幕后创作。

80年代中期,黄耀明加入香港著名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以下简称进念),同期成立达明一派。1987年,由林奕华参与制作、达明一派参演的戏剧《石头记》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此后二十余年,黄耀明与进念的合作从未断过,他还担任过进念的董事会成员。

对黄耀明来说,与进念的合作更重要的是拓展了他的表演空间,他的舞台造型、曲目编配乃至现场演绎风格都深受戏剧影响,大胆前卫,实验性极浓。胡恩威、林奕华等进念重要戏剧导演都执导过他的演唱会。

90年代初达明一派解散,他加入罗大佑的音乐工厂,再回港成立人山人海,加入英皇,成为“香港音乐教父”。时光流转,他叼着玫瑰花拍摄唱片封套,化烟熏妆,穿桃红粉蓝衣衫,戴手铐,穿性虐待意味极浓的舞台装,以中性形象示人,在脸上贴满水钻,什么稀奇古怪的造型设计与表演都用过了。

八卦杂志与城中卫道士们最早的反应是揶揄,以道德审判的角色指责他“男女不分”,但黄耀明始终笑眯眯地不予反抗,只是我行我素。到新世纪,老古董们已经可以接受曾经“匪夷所思的审美尺度”。

他自己说,“我对美丽狂热”。但美丽的定义绝不只是外表好看,而是“不论传统或古怪,当一样东西令你心动,就是美的。”当年在台南高雄宣传唱片,有人告诉他,很喜欢《我是一片云》这首歌,他便记在心里。“那刻真的很美丽,音乐让完全不同背景与文化的人有了共鸣。”

他从不排斥别人用中性、甚至形容女人的词汇形容自己,例如妩媚、精致,“什么是美?难道女人一定要苗条,男人一定要强壮才是美吗?这个社会将男女分得太清楚了。”

他的朋友、香港大学副教授何式凝说,“他年轻时太好看了,好看到大家都把他当自己孩子、兄弟似的照顾他,就像人人都喜欢的小王子。”作家迈克也说,他每次吃饭都姗姗来迟,坐下来碗里就已经有各色人夹来的鱼虾菜,人人都宠着他。

音乐人陈少琪说,“他的性格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因为不太懂得交际,也不太懂得与陌生人交往。对于滑头的人,他甚至会不顾而去。”直到现在,所有为他写歌词的人,除了香港女作家钟晓阳,他都见过。但他对朋友是极好的,林奕华在英国念书时,因为苦闷贫穷,打长途对方付费电话回来与他聊天,黄耀明真的付费两个多小时陪他说话。

也因此,香港乐坛的能人们,还是齐齐团聚在了他身边。黄伟文和林夕都受他影响极深,一向骄傲的黄伟文看过达明一派20周年演唱会后,忍不住感叹,“被遗忘的家国大事,历史书要是拒绝记载的话,就由流行曲‘卑下’地‘为人民服务’吧。”

人到中年
“你是何时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年人的?”

他倒没有不快,只是微微一愣,下意识地向前坐了一下。“大概在创作《KingoftheRoad》那张专辑时,身体与情绪都感觉到一种危机,开始去面对。”

这是2007年的专辑,距离他进入娱乐圈已经21年。他很坦诚,“在这个行业你很容易以为自己不会老,因为旁边的人会经常给你一种你是最好的、最漂亮的、最棒的感觉。你的粉丝也说你不会老,有些时候你真以为自己永远是所谓的金童。但在我做那张专辑的那几年,突然发现身体和情绪上也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我们以前拍照时还没有Photoshop,拍完就完了,现在你拍完还要花很多时间去修改照片,你就知道你不是年轻人了。”

做那张专辑时,他问林夕,能不能写一首中年掉发的男人之歌,于是有了《你头上的光环》,他的好朋友何秀萍写了首《忆苦思甜》,直接以中年口吻讨论世事。有意无意地,黄伟文也写了首《亲爱的玛嘉烈》,概念源自龙应台的书《亲爱的安德烈》,寓意写给年轻人的一些中年感悟,歌中再一次用到了“惨绿青年”,这个20年前用来形容过黄耀明的词,如今已经被用在了他的下一代身上。

今年他又出了一张专辑,叫《拂了一身还满》,名字出自宋词。时隔4年,黄耀明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中年危机,他本来想叫这张专辑《第二春》。“身体虽然已经不再青春,但每个人都觉得你重新得到活力之时,你就重新青春了。”

他不害怕中年,即使是体验到中年危机,他也说,“《KingoftheRoad》的寓意是面对它,而不是害怕。创作它之前我有过低潮,但做完之后,我就可以去面对。我的心还是和年轻人一样,有很多躁动与好奇,也想做一些危险的事情。虽然我看上去没有那么年轻、潇洒和率性,但在心里,我还是年轻的。我还是那个最开始的我,没有多少变化。”

坦承外貌与身体的老化,源于他对青春和自我的迷恋。他的歌曲有一个长久的主题——讨论青春,从《十个救火的少年》,到《马路天使》、《摞命舞》,关注对象都是城市青年与时代的关系。黄耀明曾经痛批过香港流行偶像,常常教导年轻人要好好读书,规矩做人,其实只是在误导年轻人,年轻人最重要是“不要辜负青春”。

“青春是什么?是叛逆,用劲过得率性。叛逆不是在行为上叛逆,不是要抽烟或者打烂什么东西才叫叛逆。叛逆是你可以在你的世界里,对你看不过眼的、不合理的东西作出一些反抗。”

与此相似,内地的“文革”中,红卫兵们在做的事看上去像是叛逆、发泄青春的荷尔蒙,但在黄耀明看来,“他们(的青春)是被利用了。所以我刚才说,我的叛逆不是乱来的,有很多反省在里面。绝对不是人家认为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就跟随。那个是很危险的。你叛逆,但是你要保持清醒。”

“所有吸引大众的东西很难避免有一种口号式的煽动感,所有群众的东西都很容易变成煽动的东西,群众是最喜欢口号的。尤其是流行音乐更容易陷入单纯的口号式歌曲。可能音乐本身是煽情的,但是我觉得我的音乐有很多是理性的,不只是单方面地去喊一个口号,而是翻来覆去,讨论一些事情不同的方面。”

奇怪的是,他的唱片公司是锻造出谢霆锋、Twins和容祖儿的“口号式音乐”的典型——英皇公司。他说,“我不觉得他们的音乐很危险,也不认为他们做的事情很坏或者没有价值。但我要提供不一样的选择。现在很多所谓独立音乐人都是弹吉他唱歌,为什么?因为这个最便宜,成本最小。我很幸运,我的音乐可以用管弦乐团,用电子乐、摇滚乐,用一些很华丽的形式去谈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些成本我没有,我去跟他们(英皇)拿,他们也愿意付。”

“这也是年轻人的一种反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青春也可以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他笑起来,“我的青春从来没有被‘浪掷’过,太早就已经很成熟,我很后悔。”

在他为《爱比死更冷》和《柏林苍穹下》迷醉时,身边人都在迷恋日本卡通或者英国足球,还有些人去喝酒甚至吸毒。可他直到近几年,从未喝过酒。他曾总结,自己成长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宗教。他在教会学校中度过了整个青春期,曾祈盼在信仰中寻求灵魂的解放,但“最后我发现,加入教会必须遵守许多戒条,这并没让我成为一个真正自由解放的人”。

长大后他的专辑从《信望爱》到《五饼二鱼》,都逃不开用宗教的外衣来检讨信仰本质。他的青春和他所渴望的青春,总是有些泾渭分明,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如此孜孜不倦于讴歌无畏。

大时代进行曲
《铁路像记忆一样长》的曲目中包括乐器版的《东方红》,还有《黄河大合唱》,一群人山人海的成员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唱出。即使是现在,黄耀明也承认,“以前在心里香港就是香港,中国就是中国,过去几年才开始慢慢有些转变。但最关键的转折点还是97年。”

他说,“1997年对香港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新世纪元年。”这话发自肺腑。1997年回归前夕,他在红馆开演唱会,唱了《血染的风采》、《勇敢的中国人》、《狂潮》和《最后一夜》。

那时候香港人的心态可用达明一派写在1987年《今夜星光灿烂》中的歌词来概括,“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现在他回头看这句歌词,感悟不同,“80年代我们才认识到,以后我们不会成为英国人,可能要成为中国人。现在就算舞照跳、马照跑,香港也在细节上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概念)越来越大,香港越来越小。每个城市最后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特色和个性。香港不再只是香港,无论它愿不愿意都要被牵连到,那个感觉蛮复杂。”

现在他常来内地,今年平安夜和元旦夜,他会分别在北京壹空间和上海MaoLivehouse举行个人演唱会。几年前他说,希望能作出让北京人和香港人有同样感受的音乐作品,但这次他说,“其实越来越难了。北京是首都,有很多不同的手在里面。香港无形的手比较少。政府有些法律我们不喜欢,还是可以游行和写文章,我们要保持。”

对于香港人黄耀明来说,这辈子第一次亲笔写的东西被删掉,是在新浪微博上。很多公共人物选择了明哲保身,但黄耀明反问记者,“你不做怎么知道底线在哪里?”

如果黄耀明自始至终只是个关注同性恋、性别或者艾滋病这些亚文化社会问题的歌手,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下流》里唱,“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这绝不是黄耀明第一首关注现实和针砭时弊的歌曲。1997年那场演唱会的很多歌曲后来被收录到一张专辑里,副标题是《大时代曲现在进行式——我们都在这里》。

1988年的《你还爱我吗?》呼应中英联合声明,1989年的《今天应该很高兴》是他心中1980年代的注脚,反映香港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至于那首著名的《十个救火的少年》,听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本不该忘记的一夜,2004年的《达明一派为人民服务演唱会20周年庆典》召开日期是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他越了解香港,越爱这里,越担忧这里,就越对此地心生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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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4日, 8:55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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