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郑文 北京报道   2011年度第46期

,1930年6月出生,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摄影_刘浚

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期待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清明的正义社会。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冯一生的思想轨迹—“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同样应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从而不断发声。

在目睹父亲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难,乃至他们对残酷近乎荒诞的承受力后,她感慨于“为国家与民族复兴油然而生的欣悦,一度遮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何以发生,何以解脱。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际遇却让那份理想主义情怀增加了许多无奈。

理想主义者

资中筠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岁的袁伟时很羡慕。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纪,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普世价值,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柴米油盐风花雪月的牵挂,在资中筠看来是“挺没有追求的事”。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父亲与读过新学堂的母亲,也都敦促女儿以读书为主业,戒做纨绔子弟。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经过了那段硝烟岁月,资中筠很是瞧不上现在校园里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情绪,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电视上的一些军事节目,简直说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本来不大,但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来对抗普世价值,就不好了。现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是虚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牺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当时与她共同起草、宣誓的,还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频仍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资中筠在单位里被一再教育,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但她对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家中也一向拥护共产党,“从来没说过反动话”。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历次政治运动的松紧,成为靠拢无产阶级、力求思想改造的资中筠与“资产阶级”家庭联系的晴雨表。为了实现工农化,不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资中筠在历次改造中都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

“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神父,向神父坦白,却因而出卖了同志与革命。

在袁伟时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三纲影响,包袱很重,难以从对上服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从人民转变为公民。多年后资中筠也深刻自省“士”之“道统”与“家国情怀”。

资中筠中学毕业时举办钢琴独奏会的纪念册,并未成为令她受批判的把柄。但出于君子“慎独”的传统训诲,为了“早日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她毅然将纪念册及照片付之一炬。

资中筠庆幸自己在“思想改造”中的坦白揭发,不曾让什么人特别受罪,“但不见得那种心境下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1956年后,资中筠与丈夫陈乐民因公派驻维也纳三年。后适逢“大跃进”运动,国内大炼钢铁。“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到1959年,听说国内物资匮乏,两人又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同事,一同向领导申请调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自己这个时候在国外养尊处优,吃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

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陈乐民一度饿到浮肿。而资中筠产假未满便再度因公出国,靠着父亲作为“糖豆干部”的特供,才让女儿喝上了牛奶。尽管如此,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比较安心……”

“文革”期间,全家下放五七干校,资中筠觉得不可能回到城市,只想赶快忘掉脑袋中的资产阶级知识,转而在河南农场里认真学起科学种田。

信与疑

“四人帮”风雨如晦的日子,但凡保有良知和清醒的知识分子均“意有所郁结”。资中筠通读了《史记》,在失意历史人物的孤独中找到共鸣。

幼年熟读的《论语》遭到批判,韩非子反被推崇,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工厂里注解着四书五经……当荒谬情境笼罩全国以后,发生思辨的时机到来了。

以彭德怀为首的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被上面压了下去。到“文革”时,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国家的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林彪事件以及后来“批邓”的反复,终于让宁愿饿死也不失节、不肯吃“挖社会主义墙角”鸡蛋的资中筠感悟到,“它的逻辑太荒唐了。”

从庙堂之上到阶下囚,从“接班人”到“反革命”,不过是朝夕之间。更可怕的是,姚文元报告毛主席的读书心得里,《史记》、《天演论》、《五灯会元》等,资中筠全部看过,“不至于全国人民就有一个人替大家看看书,完了以后还要最高领袖批示说,你这几本书学得很好。当时突然有一种滑稽感,觉得很不应该,很不敬。”

资中筠不敢说、不敢写,只好选择“腹诽”。她曾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内心赞同却不敢表达。遇罗克被判处死刑后,资中筠内心仍有害怕—幸好没说,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资中筠调回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曾接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面对国际友人对中国的疑虑,资中筠极力帮助她认识当时的“大好形势”。当时正是一段反“极左”的喘息期,周恩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气氛似有缓和。然而林彪事件后,为了批判周恩来,竟搬出本不姓“周”的周公。知识匮乏与逻辑荒谬,令资中筠深感这出荒诞剧已经乱了套。

解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四人帮”解体,以及针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资中筠等带来希望。

有感于国内的“复苏”气象,阔别钢琴廿余年,资中筠的音乐弦也被唤醒。1981年,她托人买到一架钢琴,重拾旧好。此前她申请调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读、写为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为领导人做翻译的经历,并不符合她“出世”的本性,“兴趣索然”。

1982年,因发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一文,得中国社科院院长李慎之欣赏,便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

在美国所期间,尽管曾就台湾问题,向政府决策层提过一些建议,但资中筠一直不希望社会科学完全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资中筠在国际政治与中美关系方向、陈乐民在欧洲问题方向,均旁涉中西历史文化,从人类文明的视野出发去考察、理解。

启了又蒙,蒙了又启

经过“反右”与“文革”期间的迷失,进入八十年代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被逐步冲破,市场经济开始不断发展起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从迷思中回归自我。

然而,“又以为新时代要到来了”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资中筠认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最后表现”,很快灰飞烟灭。资中筠时为美国所所长,既要交代自己的思想,又要“领导”清查运动手下所有人的动向。

“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就下决心不再说违心话了。”但她仍然没有勇气振臂一呼。只能消极抵制,不参加表态会,对所里的年轻人也采取“能保就保,能瞒就瞒”的态度,使所里无人得到处分。很快,她就辞职了。

退出体制之后,资中筠真正实现“我笔归我有”。不但出版《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等专业领域著述,还率先提出了影响学界至今的观点,如美国对外实行霸权,对内实行民主,并行不悖;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等。

她又与丈夫陈乐民一道,从共同的关注与旨趣出发,编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书系等,致力于“传递启蒙的光”,笔耕不辍不外乎讲明一个道理:启蒙就是要回归常识,不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向民众启蒙,而是大家互相启发,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回归逻辑,“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

少女时代曾寄托于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转化为看不惯纷扰社会现象的“欲罢不能”。

知识分子无法达成共识,年轻人正在丧失对诚实劳动促使成功的信心,道德环境逐步受到伤害,中产阶层缺位而精英群体无力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固化……最让资中筠忧心的,除了腐败,还有从幼儿园起就“摧毁”人的糟糕教育。

“整个社会系统一方面说要讲道德,一方面把小学生都教成趋炎附势不说真话的人,将来会是什么样?民族的希望只能寄希望于中青年人,希望大家凭良心做事,守住底线,尽量不要同流合污。”

启发明智的工作终日充斥着这位八十一岁老人的生活。报刊采访、启蒙辩会、理想国沙龙、世纪大讲堂……资中筠所到之处,人们看到一个经历过曲折时代而不断咀嚼、反省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坚守。

“中国精英更关心社会改革,但无法参与,说了半天也白搭。”有感于华尔街运动给欧美带来的反思与机遇,反观国内状况,资中筠流露出无奈。“总的说起来是悲观的,但悲观也不是绝望。”

晚年资中筠居住在北京南二环芳古园,家中钢琴上堆一摞贝多芬的曲谱。时常到了傍晚,她独奏“老三篇”《月光》、《热情》与《悲怆》。门德尔松《谐谑曲》、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等那些年轻时酷爱的轻快曲子,如今已少见于老人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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